11月9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药物安全通告，要求所有GLP-1受体激动剂类药物的说明书在“警告与注意事项”部分增加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的潜在风险信息，涉及替尔泊肽、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等十余种药物。

　　消息传入国内后，“司美格鲁肽副作用”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第一，一种多数人从未听闻的罕见眼病，被置于数亿减重与降糖用药人群的审视之下。

　　NAION由视神经前部血流突然减少引起，典型表现为单眼、无痛性的突发视力下降，严重时可致永久性视力丧失。FDA通告的依据是一份覆盖126项随机对照试验、超过13.4万名受试者的汇总分析：GLP-1用药组的NAION发生率为每10万人年6.4例，安慰剂或非GLP-1降糖药对照组为3.8例。数字存在差异，但两组都处于极低水平。然而，热搜标题与“永久失明”之间的强烈反差，足以让正在用药或考虑用药的人停下手中的注射笔。

　　一个监管信号与一个被证实的因果结论之间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在心血管和肾脏保护获益已获公认的GLP-1类药物身上，一个发病率以“十万分之一”为单位的眼部不良事件，是否足以改写它们的临床地位？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潘琦教授。

　　FDA警示的性质与证据强度

　　“FDA本次提出的关联性警示，并非基于已被证实的因果关联。”潘琦开门见山地指出。她以病毒性肝炎与肝癌的关系作为对照：后者经过了动物实验、模型构建等一系列研究路径的验证，才被确认为因果关系；而GLP-1类药物与NAION之间，目前只观察到用药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发病率的数值差异，远未达到因果确认的证据门槛。

　　从药品监管的实践逻辑来看，FDA的核心职能之一是上市后安全性监测，其发出的安全通告本质上是“风险信号预警”，而非“因果结论宣告”。FDA在通告中也承认，NAION的已知风险因素包括吸烟、糖尿病、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贫血和肾脏疾病，经常与GLP-1受体激动剂治疗患者的常见情况重叠。

　　换言之，使用这类药物的人群本身，恰恰就是NAION的高危人群，混杂因素极难在观察性数据中被彻底剥离。

　　数据本身也印证了“信号”而非“定论”的定位。在126项试验的荟萃分析中，研究者仅识别出15例“可能的”NAION事件，治疗组10例，对照组5例。

　　诺和诺德在声明中表示，现有研究并未证实GLP-1药物会导致NAION，公司对这类药物的风险收益比仍有信心；礼来则强调，FDA的通告面向整个GLP-1药物类别，并非针对其产品的单独发现。

　　潘琦进一步指出，真正被确认为药物不良反应的事件，应当满足“用药时出现、停药或减量后缓解、再次用药后复发”的条件。GLP-1类药物说明书中最常见的消化系统不良反应包括恶心、食欲减退、便秘等，正是以此逻辑被确认的。而NAION并未通过这一检验，其在FDA汇总分析中的呈现，仅止于两组之间的发病率差异。

　　在潘琦看来，这份警示的价值不在于告诉临床“这个药会致病”，而在于提醒医师在处方和随访中“留意这一风险信号”，同时为后续长期研究锚定一个需要追踪的观察终点。

　　一个值得注意的对照是欧洲药品管理局此前的评估。2025年6月，EMA的药物警戒风险评估委员会将NAION认定为司美格鲁肽的“极罕见”副作用，发生率低于万分之一。“极罕见”这一定性本身，已经内含了对风险量级的判断：它真实存在，但远未构成对药物整体获益的颠覆。

　　十万分之六与百分之三十

　　一个每10万人年新发6.4例的眼病，在糖尿病患者群体的整体健康风险中究竟占据什么位置？

　　潘琦表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糖尿病患者群体中的患病率约为30%。这是糖尿病最主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且是当前导致青壮年人群失明的最主要病因。与每10万人年的发病率相比，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常见程度高出数个量级。

　　两者的性质也截然不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多为双侧、缓慢进展，与长期血糖、血脂、血压控制不佳直接相关；NAION则多为单侧、突然起病，本质是视神经急性缺血事件。

　　更关键的是，NAION的危险因素与糖尿病患者的基线特征高度重叠。糖尿病、高血压、高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血脂异常，这些既是NAION的已知诱因，也恰恰是GLP-1类药物目标人群的常见合并状况。FDA在通告中明确指出，正是这种重叠使得上市后不良事件报告“难以解读”。

　　潘琦表示：“这类药物在上市前临床试验阶段，入组患者本身就是缺血性疾病的高危人群。出现相关临床结局具备合理性，但这并不代表二者存在因果关联。”

　　在筛查策略上，潘琦指出，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国指南有明确的强制性要求：糖尿病患者每年接受一次眼底筛查，进展期可考虑缩短至三个月。但对于NAION，目前国内外专家尚未达成“用药前必须常规筛查”的共识。

　　潘琦同时提醒，对于已经具备多项缺血性危险因素的患者，在启动GLP-1治疗前安排一次眼科基线检查，是一项“简便且具性价比”的个体化措施，目的在于建立参照、便于日后判断，而非将其设为所有用药者的准入门槛。

　　“从公共卫生的投入产出角度看，将一项发病率在十万分之个位数的罕见事件纳入全体用药人群的常规筛查路径，其边际收益远不足以支撑系统性推行的成本；而对于高危个体，一次眼科检查所付出的时间与费用，相对于其可能承载的鉴别诊断价值，则完全在合理范围之内。”

　　NAION的典型表现是单侧、突发、无痛性的视力下降或视野缺损，这与老花眼的视近模糊、近视的远视力下降、白内障的渐进性视物昏花存在本质区别。潘琦提醒，若用药期间出现单侧眼胀、视力骤降或视野中出现固定暗点，应立即前往眼科评估。这一条简洁的患者教育信息，其现实保护价值，远高于对热搜标题的过度反应。

　　被热搜放大的风险与被低估的获益

　　“司美格鲁肽副作用”登上热搜第一的那几天，潘琦在义诊中遇到了一位45岁的女性患者，BMI 32kg/m²，两种降糖药联合治疗后血糖仍未达标，家族中有心脑血管疾病致死病史。按照诊疗指南，她属于GLP-1受体激动剂的明确获益人群。然而这位患者拿着手机上刷到的帖子前来咨询，内容与专业科普大相径庭。

　　潘琦花了约十分钟做解释后，患者说了一句话：“您已经是第三位推荐我使用这类药物的医师了。”

　　这个细节折射出热搜效应与临床现实之间的落差。在潘琦看来，GLP-1受体激动剂的核心临床地位并未因一份风险警示而发生动摇。国内外指南早已将该类药物列为2型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或已罹患此类疾病患者的常规推荐。

　　司美格鲁肽的FLOW研究显示其可降低肾脏疾病复合终点事件风险，心血管结局研究则提供了明确的心血管保护证据。心脑血管疾病是导致2型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在这一压倒性的获益面前，一个尚未被证实因果关联、发病率以每十万人年计的罕见眼病，不足以构成停药的理由。

　　潘琦认为这份警示的真正价值在于推动用药管理走向精细化，而非收缩用药边界。最需要被纳入精细化管理的，恰恰是那些绕开了处方环节的自行用药者。潘琦强调：“这类药物属于处方药。”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目前，通过电商平台、医美机构等渠道自行购药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并非确诊患者，他们关注的往往只是体重的单一数字，而忽略了剂量滴定、危险因素综合管理和长期随访。

　　减重制剂与降糖制剂在剂量上存在差异，自行使用大剂量制剂、跳过逐步加量过程，可能引起血糖和体重的过快下降。现有病理生理学证据提示，NAION的发作可能与代谢指标的剧烈波动、血管内皮调节功能在短期内发生急剧变化存在关联。规范的剂量滴定，本身就是降低这类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至于高危人群的识别，潘琦表示，糖尿病、高血压、严重高脂血症、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多项危险因素叠加者，用药的获益-风险权衡需要更加审慎，但这不等于禁用，而是意味着在处方GLP-1的同时，应当同步推进血压的平稳控制、血脂的规范调节、夜间缺氧的纠正和戒烟。这些可干预措施对缺血性疾病的预防价值，远比针对单一药物风险的焦虑更具实质意义。

　　潘琦坦言，在当前自媒体环境下，算法推送与流量驱动容易使微小概率事件发酵为公共恐慌，而负面信息的反复刺激会加深公众的认知偏差。她并不否认信息传播的价值，但强调“以科学态度看待”的前提，是区分“风险信号”与“因果定论”、区分“罕见事件”与“主流获益”。

　　对于数千万正在使用或即将使用GLP-1类药物的中国患者而言，真正值得记住的或许只有两句话：出现单侧突发视力变化，及时去眼科；除此之外，按医嘱规范用药，不必为一条尚未定论的警示放弃已经被证实的获益。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