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电子代工巨头富士康（鸿海精密）近期在电动车领域动作频频。多家媒体报道称，富士康计划于4月9日在日本举办电动车战略研讨会，向日本汽车制造商及供应商展示其技术能力和合作愿景。
此次活动的背景是富士康已与三菱汽车达成协议，将为其代工生产电动车，并主攻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市场。此外，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透露，未来两个月内或将与两家日本车企签署合作协议，潜在目标包括日产、本田等。
日系车企的转型焦虑
日本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强国，正面临比亚迪（002594）等中国电动车品牌的激烈竞争。
根据Clean Technica数据，2024年，日本全球电动汽车注册量不足全球5%，而中国的全球电动汽车注册量占比超60%，达到1098万辆。
早在2011-2016年，日产聆风曾4度获得全球电动车销冠。如今的风头却被特斯拉（TSLA）、比亚迪等车企压倒性地夺走。截至2024年末，全球Top20电动车型榜单中日本品牌不见踪影，绝大多数都是特斯拉与比亚迪的车型。
三菱、日产等日本传统车企亟需通过合作降低研发成本、加速电动化转型。富士康将凭借代工经验及“合同设计与制造服务（CDMS）”模式，成为日本车企的理想合作伙伴。
富士康的“造车宏图”
作为知名“果链”厂商，富士康营收很长时间内受苹果（APPL）影响。苹果在过去数年调整供应商分散风险的行为，富士康对此也早有心理准备。2019年，鸿海董事长兼CEO刘扬伟就曾表示，过去太依赖代工电子制造，为此，他提出了“3+3”转型战略。
所谓“3+3”战略产业，即“电动车、数字健康、机器人”三大新兴产业以及“人工智能、半导体、新世代移动通信”三项新技术。
2022年12月，刘扬伟进一步表示，希望通过数字转型、产品结构调整将公司毛利率提高到7%，再通过利润更高的电动车业务将毛利率提高到10%以上。
对于战略转换，鸿海创始人郭台铭曾表示，“汽车不过是4个轮子的iPhone，我们既然能造iPhone，为什么就不能造电动汽车？”
但富士康自2020年正式宣布下场造车以来，进展缓慢。
此前，富士康与吉利汽车（00175）、Lordstown Motors的合作未达预期。2023年，通过聘用前日产高管关润担任首席电动车战略官，富士康意图重塑行业信任，深化技术整合。据公开信息，关润为前日本电产CEO、东风汽车总裁，曾在日产体系内有33年的工作经验。
CDMS模式强调“轻资产、重合作”，即车企负责品牌与销售，富士康承担设计与生产。其核心逻辑是复制消费电子代工经验，提供从平台设计、零部件采购到整车制造的“交钥匙”方案，目标将研发周期从传统车企的3-5年压缩至18个月，并降低生产成本。
2024年三季报显示，富士康旗下工业富联（601138）净利润达151.5亿元，现金流充沛足以为其战略推进提供支撑。
2025年年初，日产与本田合并谈判破裂，富士康转向与二者单独接触。
与三菱的合作是富士康电动车业务的关键。有知情人士透露称，富士康将代工生产三菱电动车，并负责大洋洲市场的销售布局。三菱官方虽未直接确认协议细节，但表示“持续探索合作可能”，侧面印证了合作真实性。
目前，富士康有与裕隆合资成立的电动车品牌 Foxtron，主要为裕隆旗下的纳智捷系列提供产品。
被功勋老臣戴正吴“讨薪”
“关润式”发展是富士康和郭台铭屡试不爽的开疆拓土良方。蒋浩良、程天纵等郭台铭潜在接班人分别曾有苹果、惠普等显赫任职履历，并为成就富士康的“代工之王”立下汗马功劳。
但2024年年底，富士康成功并购夏普的功勋老将、夏普前会长戴正吴向中国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鸿海集团及创始人郭台铭未履行2016年签订的奖励协议，索赔超10亿元新台币（约2.2亿人民币）。协议约定若戴正吴实现夏普重返东京证交所一部等目标，将获得富士康股份及奖金。
戴正吴曾主导夏普重组，使其在2017年扭亏为盈并重返东证一部，2022年退休前任职鸿海近40年。鸿海回应称将依法处理，案件进入4个月调解期。此诉讼正值夏普因LCD行业低迷进行重大转型，计划出售工厂并转向AI及轻资产品牌战略。
在富士康一路飙向电动车领域之时，关润的作用毋庸置疑；而郭台铭与“老朋友”戴正吴的对簿公堂，尚无法预估对关润们的影响。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立讯精密（002475）、蓝思科技（300433）等富士康的“后进者”，也纷纷以不同方式切入智能汽车代工业务。富士康这次的日本电动车战略研讨会，压力不小。
（文章来源：财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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