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创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
在“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如何理性看待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中国现象”？如何破除体制机制的藩篱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共融共舞”？本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主持人：刘迪本报记者
■嘉宾：单晓光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梁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志阳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团队首席专家
主持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出现40次。当下，以DeepSeek、宇树科技等为代表的硬科技企业频频给予世界震撼。今天的中国，科技春潮正加速奔涌，科技创新的新时代正在加速到来。怎样理性看待中国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梁正：中国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是当前全球科技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中国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既有独特场景需求的驱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从现实需求看，中国庞大的市场为创新提供了良好实验田。在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和消费群体。家电专利的涌现，人形机器人工厂和人工心脏的自主研发，正是基于国内医疗、制造业的刚性需求孵化出的成果。这种“市场牵引技术”的模式，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快速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形成规模化优势。
从发展阶段看，中国企业已从“追赶者”转向“引领者”。过去，中国创新更多依赖技术引进和模仿。如今，以DeepSeek、宇树科技为代表的硬科技企业在各自赛道上不断突破技术前沿。这种转变得益于年轻一代企业家的崛起。他们成长于中国工业化和数字化的高速发展期，技术理想主义与务实精神并存。例如，王兴兴、梁文锋等创业者更关注技术本身的价值，而非单纯追逐短期利润。这种“长期主义”思维，正是突破式创新的核心动力。
从生态体系看，中国创新正形成“内生+全球化”的双循环模式。一方面，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了海量科学工程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吸纳全球顶尖人才和嵌入全球产业链，快速进行技术迭代。中国创新的优势并非仅靠单一要素，而是技术、资本、市场与政策的协同产物。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正是电池技术突破、政策补贴、消费升级和产业链整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需要正视短板，理性看待突破的边界。尽管中国在应用端创新表现亮眼，但底层技术（如芯片、工业软件）仍依赖进口，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企业仍需在保持市场敏感度的同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耐心投入，避免陷入“浅层次创新”陷阱。
刘志阳：在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这种创新态势既是国际科技竞争倒逼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内产业升级的内生需求，更是企业面向未来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行动。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多个战略领域实现了从技术追赶到局部领跑的跨越。比如，数字技术领域，DeepSeek大模型在复杂推理任务上达到国际顶尖水平；轨道交通领域，我国自主研发设计、自主制造的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及试验线正式启用，设计时速达620公里；生物科技领域，人工心脏研发突破体外磁悬浮技术瓶颈，10%高蛋白玉米新品种推动粮食安全战略升级；其背后彰显的都是我国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提升。
尽管成就显著，但现阶段制约突破式创新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我国在一些关键基础材料以及工业软件领域还存在一定短板。比如在半导体材料、高端轴承钢等35类关键基础材料上，进口依赖度仍超80%；工业软件市场外资占比高达75%，EDA工具等“卡脖子”问题亟待解决。这些瓶颈折射出我国创新体系在“0到1”原始创新、跨界协同机制、创新风险包容度等方面仍然面临的深层挑战。
当下，中国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正站在历史性拐点。我们当以更理性的视角审视创新进程，既要警惕“技术民族主义”的盲目乐观，也要避免“短板焦虑症”的消极心态。在坚守“长期主义”创新定力的同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造性破坏”的活力，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为全球科技创新贡献东方智慧。
单晓光：细看中国企业近年来的突破式创新，不难发现，这些企业几乎都是以数字技术颠覆性创新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受益者，这也恰恰表明，今天的中国正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百年未有之机遇。要牢牢把握这一从未有过的历史契机，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历史的经验表明，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的创立，与走在创新最前沿的科技革命的发生发展具有因果的相关性。世界强国的发展史无一例外地告诉世人，与时俱进变革知识产权制度，抢占科技革命高地，是跻身世界强国的唯一路径。当代世界竞争格局清晰表明，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已是世界强国的标配。而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究其实质，就是要拥有标志科技革命的颠覆性创新的自主知识产权。
新科技革命来势凶猛，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我国在数字技术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参与者和竞争者。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就是知识产权应当大力保障和促进的新质生产力。我们要创造、保护和运用全链条，探索数字技术领域新的知识产权规则，以全球化视野，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新科技革命引发了社会经济关系变化，必须探索新的利益平衡和激励机制。人工智能输入、处理和输出三个维度知识产权问题相互独立，更是一个立体整体。中国式因应方案要结合我们在新科技革命中的地位，在人工智能输入端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在优化推进数据资产，特别是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基础上，构建数据和文本挖掘例外制度；在人工智能处理过程，调整公开性、软件技术性特征要求等专利授权条件，避免商业秘密无序扩张；对于人工智能输出端，赋予人类智力贡献趋少直至极限值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应知识产权。这是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有利于维护我们在新科技革命中的竞争力。
主持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提法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战略部署凸显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迫切需求，既是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深刻把握，更是对生产力革命本质的精准洞察。站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的历史节点，如何深刻理解“因地制宜”的战略智慧？
梁正：“因地制宜”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其本质在于尊重区域差异，以技术适配性驱动产业升级，而非盲目追求高端技术标签。
在技术层面，需要通用技术与垂直场景的精准匹配。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技术对生产力的改造，但技术应用需与区域产业基础结合。譬如，广西依托中药材资源，将人工智能用于药物成分分析，而非盲目建设AI芯片工厂；浙江纺织业通过工业互联网优化供应链，而非跟风元宇宙。这种“技术适配性”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识别自身优势，选择能够提升现有产业附加值的路径。
在制度层面，需要构建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箱。譬如中西部地区可聚焦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东部发达地区则可探索前沿技术产业化。政策需避免“一刀切”，对欠发达地区提供技术转化补贴，对成熟产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发达地区则可以更多考虑在研发投入、场景开放、创业融资等方面予以支持。与此同时，还需打破行政壁垒，鼓励跨区域技术流动与要素优化配置。
“因地制宜”并非降低创新标准，而是通过分层推进实现整体升级。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只有让汽车、钢铁、纺织等传统行业与AI、机器人等技术深度融合，才能真正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普惠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警惕两大误区：一是将“因地制宜”等同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忽视技术前瞻性；二是盲目追求“未来产业”，导致区域优势流失。譬如，部分三四线城市盲目建设半导体园区，却因人才和配套不足沦为“空壳”，反不如深耕本地特色产业更具实效。
刘志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生产力演进规律的精准把握。为充分挖掘各地独特优势，大力鼓励各地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市场需求进行差异化创新，以实现全国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共进与全面提升。在实践层面，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
一是先立后破模式，即先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构建新增长引擎，随后有序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或淘汰落后产能。如我国能源转型中，核电、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兴起后，传统化石能源平稳退出。
二是因势利导模式，聚焦并放大地区独特优势顺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如黑龙江依托林海、海南凭借热带海域、杭州湾借助科教资源，分别开拓生物经济、现代种业等。
三是制度创新模式，通过体制机制突破释放生产力，如武汉光谷推行“揭榜挂帅”政策，科大硅谷打造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遵循相应标准。其核心在于形成内生发展动力与持续创新生态：首先，要看当地产业发展是否与自身资源禀赋高度契合，资源是否得到最优化利用；其次，需考量创新成果是否能紧密对接市场和社会需求，形成源源不断的价值转化动力；再次，要审视产业间是否构建起协同发展链条，提升整体竞争力；最后，必须关注发展进程是否兼顾生态承载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共进。
单晓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榜单中，中国拥有26个科技集群，涉及多个产业领域，既各有特色，又相互依存，不仅避免了同质化内卷，还有利于形成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中国式创新体系。这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智慧。
主持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如何深化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梁正：需要转化的科技成果，本质上可归结为两类，一类从诞生之初便锚定产业痛点，如同“定制钥匙”，直接解决企业研发、生产或服务中的瓶颈问题；另一类着眼于揭示科学规律或技术原理，虽无明确应用场景，却能像“通用密码”般被多领域复用，为产业界提供底层创新工具箱。但无论何种科技成果，要促进其转化，产业需求是关键，同时需要制度、金融等全链条创新生态的支撑。
首先，以市场需求倒逼科研体制改革。据统计，2023年中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仅6.8%，远低于企业的51.6%，根源在于科研评价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当前亟需建立“产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的机制，例如设立行业共性技术攻关“揭榜挂帅”项目，推动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实验室并常态化运行。再比如，鼓励科学家进入企业董事会，直接将技术洞察注入战略决策。
其次，完善成果转化的专业化服务体系。中国缺乏类似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的产业技术研发与转移机构，导致大量专利“沉睡”。建议设立国家级技术经纪平台，提供专利评估、中试支持和商业化咨询。着力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打通实验室到工厂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对于颠覆性技术，需建立容错机制，允许通过概念验证基金支持早期高风险项目。
再次，构建“耐心资本+金融工具”的双轮驱动。美国硅谷的成功离不开风投对长周期技术的容忍，而国内投资机构普遍追求短期回报。具体来看，可通过税收优惠引导社保、保险资金进入硬科技领域；开发知识产权证券化、科技债券等金融工具，降低融资成本。例如，深圳已试点“贷款+期权”模式，银行以知识产权为抵押向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同时获得未来股权认购权。
最后，强化科技、教育产业间融合与协同。中国每年培养百万工科生，但课程设置滞后于产业需求。着眼未来，一方面，需大力推广新工科教育，推动学科交叉与融合，如增设人工智能伦理、技术商业化等跨界课程；另一方面，大力推动产教融合，支持企业深度参与职教体系，鼓励领军企业与高校共建学科专业。与此同时，应扩大国际人才“签证绿卡”配额，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加入中国创新生态。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是一场系统性变革。只有将科技创新的“供给优势”转化为产业需求的“落地能力”，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刘志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决定大国兴衰的核心变量。从德国西门子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美国硅谷催生数字文明，历史反复证明：谁能率先实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革命”的贯通，谁就能掌握全球竞争主动权。当下，中国正置身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的关键节点，亟需以系统思维破局，推动创新体系从“物理叠加”迈向“化学反应”，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深化改革是我国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当下要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作用，通过鼓励科学家创业、优化产业导师进高校等多种途径，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同时发挥风险投资的鉴定作用，精准识别潜力项目，全方位激发创新活力。
为达成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需牢牢锚定三大核心着力点。一是着力构建新型开放创新体系，打造技术突破创新的新引擎。进一步推动大科学装置和国家科学基础设施向全社会开放。只有让科研资源自由流动并全方位开放，才能真正实现科技全方位突破。二是着力推动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重要根基。着力推动学科体系向交叉融合转型，做实做强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推动教师队伍多元化，鼓励更多的企业导师成为高校专兼职教师；采用更多市场化方式，积极培育更多校企联合实验室；破除体制机制约束，优化高校评价体系，鼓励更多的科学家成为一流企业家。三是着力构建创业资本供给体系，打造科创产业孵化基础力量。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全面落实好《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培育更加市场化的创业投资市场，发挥创业投资的创新促进功能。要更加成体系地培养更多的天使资本，使其成为瞪羚企业的早期发现者。要引导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高度融合，推动更多的资本成为产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要推动形成更加专业化的创业投资管理队伍和更高效的创业服务提供体系，真正发挥创业投资的增值服务功能，推动更多有潜力的新兴企业成为未来资本市场的主力军。
单晓光：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离不开适应新科技革命的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对教育提出新需求，也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机遇。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了要推动学科融合发展，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这回应了新科技革命的新需要，必将有力推动知识产权交叉学科和专业学位建设走深走实，进一步形成国际化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有效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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