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表示，他计划对中国征收60%关税。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表示，历史已经表明，一个国家对中国加征关税并没有解决这个国家自身所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相反，它推高了这个国家从中国以及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价格。

　　王受文表示，因为最终关税是由进口国的消费者和最终用户来支付，它必然导致了消费者支付价格的上升，用户成本在提高，物价上涨导致了通货膨胀。

　　王受文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表现出非常强的韧性，潜力大、活力足。我们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有能力化解和抵御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目前提出的经济政策体系特别是其贸易政策一方面会冲击全球贸易体系，另一方面未必能够扭转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甚至可能加剧其经济失衡。

　　悖论一：美国贸易失衡问题

　　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试图维护其产业利益，但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关税的提升将增加美国企业的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他进一步解释道，其中一个重要的约束来自经济测算的结果。例如，美国负责任预算委员会（CRFB）的研究显示，特朗普提出的国内减税与进口加征关税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可能导致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这一结论与许多美国国内智库的研究结果一致。

　　崔凡解释道，财政赤字的扩大与贸易赤字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看，尽管特朗普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减少贸易赤字，但实际上很可能适得其反。过去的数据显示，尽管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降低了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美国2023年的整体货物贸易赤字达到10621亿美元，较2017年的7924亿美元显著扩大。如果按照其新计划执行，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具体而言，根据CRFB在2024年10月的估算显示，特朗普对国内的减税计划将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净收入下降，下降中间估算值约为10年间10.4万亿美元（区间估计为6.95万亿到16万亿），加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中间估算值约为2.7万亿美元。10年内共计使得美国财政赤字增加7.75万亿美元（中间估算值）。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分析也指出，如果取消美国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并加征关税，不但无法缩减贸易赤字，反而可能导致其扩大。

　　崔凡解释道，这反映出美国经济内部深层次的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双赤字”现象的加剧。这种内在矛盾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下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政策框架无法根本解决美国经济的内在失衡问题。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目前，特朗普组建了马斯克和印度裔企业家拉马斯瓦米牵头的“政府效率部”，声称要削减美国联邦2万亿美元的开支。拉马斯瓦米还提出要削减75%的联邦雇员。这些措施是有可能起到缩小财政赤字的作用的。但是激进的政府裁员可能导致公共服务水平的效率下降，进而降低私人部门的效率。

　　他称，“未来，美国关税政策的具体实施力度或将受到各种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调整。”

　　悖论二：如何维护美元霸权同时扭转贸易失衡

　　特朗普本次竞选期间，在表示要对全球征税、令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同时，也多次强调了要维护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如果要推动美国出口增加，逆差缩小，美元应该弱势，而且对外贬值幅度应该大于对内贬值也就是通货膨胀的幅度。但是，维护美元国际储备地位需要保持美元强势。特朗普在第一届任期中就曾经询问幕僚，美元到底应该弱势好，还是强势好。

　　为了兑现其竞选承诺，特朗普要如何做到既维护美元霸权，还能扭转贸易失衡？

　　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当地时间11月4日发布了对外贸易数据。2024年1-9月，未经季节调整，美国货物贸易总额为40350.20亿美元，同比增长4.1%。其中，货物出口总值15471.03亿美元，同比增长2.7%；货物进口总值24879.17亿美元，同比增长5.1%；货物贸易逆差9408.13亿美元，同比扩大9.3%。

　　崔凡表示，特朗普如何破解国际金融中的特里芬难题，这目前没有答案。

　　特里芬难题来源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是指“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产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以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是美元仍然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

　　“保持强势美元的话，很难真正使得美国制造业回归，强势美元是不利于出口的。如果是弱势美元，各方对美元的信心还有所下降的话，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就很难维持。”崔凡解释道，也有人表示，在强势美元情况下，如果加关税可以减少进口促进产业回流，此后慢慢再去解决双赤字问题，但目前很多预测认为，特朗普政策体系可能会让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扩大，若如此，“最终要实现美元地位稳固，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

　　崔凡认为，目前共和党保守派智库提出的一些方案希望削弱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果特朗普采取加强对美联储的影响和控制，或许会采取一些操控美元汇率的措施，这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捷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利率是影响汇率的直接因素之一。

　　他解释道，当下美元的利率已经从高点开始回落，削弱了其支撑力。然而，考虑到其他货币的利率情况，这种影响可能有所不同。比如，英镑和欧元的利率也在下降，而日元则保持不变，人民币的降幅则较小且未来降息空间有限。因此，美元汇率的走向需要结合具体货币的情况分析。

　　胡捷称，在过去两年里，由于利率快速上升，美元兑大多数货币处于强势地位。即便美元的利率逐步回落，与欧元等主要货币相比，美元仍可能因利率因素继续保持强势。然而，与人民币相比，由于人民币利率下降幅度较小，未来降息空间有限，美元可能相对走弱。这表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利于人民币走强，但还需具体观察降息速度和幅度的变化。

　　他表示，其次，贸易顺差和逆差是影响汇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逆差扩大会对汇率产生不利影响，而顺差则会推动货币升值。

　　“美国目前在与欧元区和中国的贸易中处于逆差状态，因此需要观察其逆差是否扩大、持平或缩小，这也将对美元的汇率产生作用。如果逆差持续扩大，美元可能承压；而如果逆差缩小，美元的汇率可能受到支撑。”他表示，具体到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利率因素显然有利于人民币走强。

　　他说，当前美元的利率已从高点下滑，预计未来1到2年内将进一步下降，可能在2024年年底降至3%左右的水平。从目前的4.75%至5.0%的利率区间一路降至接近3%，对美元支撑减弱。

　　崔凡表示，从长期看，一国在国内通货膨胀高企的同时要维持本国货币坚挺甚至升值，一国在高利率的同时还要维持本国货币长期升值或稳定预期，这都是很难持续的。美国现有的贸易逆差确实是不健康的，美国期望缩小贸易逆差的愿望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美国贸易失衡的纠正终归需要美国适当放弃部分美元霸权利益，同时削减国内财政开支，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靠关税政策进行保护恐怕是很难见效的。

　　王受文在发布会上还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我们认为，中国和美国如果能够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一个稳定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态势，既有利于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他表示，我们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与美方开展积极对话，拓展合作领域，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行稳致远。同时，中方也会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