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杨希北京报道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取得长足发展。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末，人民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已达32.9万亿元。自2019年以来连续五年快速增长之后，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速仍然高达14.5%。

　　近日，以“金融创新与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银行家金融创新论坛在京举行。会上，《银行家》杂志社主编、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执行站长王力博士代表课题组发布了《银行业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下称《报告》）。

　　《报告》显示，商业银行纷纷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推广力度，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等的方式，为小微企业、农户等普惠金融群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不过，《报告》也指出，我国银行业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面临瓶颈。

　　《报告》也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实现了量质的合理增长，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或者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譬如，我国普惠金融基础设施配套尚不够完善，企业划型标准不一，数据查询存在壁垒；信用环境、征信体系、支付体系、结算体系、法律体系、监管规则等需要逐步健全；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少数贷款中介存在信贷欺诈现象，信贷资金的流向缺乏有效监管手段等。

普遍设立普惠金融管理部门

　　近年来，为确保普惠金融业务的规范运作和高效发展，商业银行普遍建立了统一的管理体制机制。这一体制机制涵盖了管理体系、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为普惠金融业务的稳健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报告》指出，商业银行普遍设立了专门的普惠金融管理部门或事业部负责全行普惠金融业务的统筹规划和日常管理。同时，各分支机构也相应设立普惠金融管理部门或岗位，确保普惠金融政策在基层得到有效执行。为加强管理体系建设，商业银行制定了详细的普惠金融业务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这些规章制度明确了各岗位职责、业务标准和操作流程，确保普惠金融业务在各个环节上都能得到规范运作。

　　在资源配置上，商业银行将普惠金融作为重要业务领域之一，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通过单列普惠金融信贷计划、设立专项激励基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商业银行确保了普惠金融业务资源的充足投入和有效利用。

　　在尽职免责方面，商业银行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确立了尽职免责的具体标准和流程。这些制度通常包括对普惠金融业务的审查、审批、放款及贷后的全流程管理，明确了员工在业务操作中的职责和权力。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商业银行实施了容错式管理，鼓励创新并适度容错。这意味着在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过程中，员工在遵守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即使出现失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免责。

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产品创新

　　在普惠金融领域，持续的产品创新是推动行业发展和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的核心和关键。面对小微企业、农户、个体工商户等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构建标准化与多样化并重的普惠金融产品体系，以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

　　《报告》认为，标准化产品体系旨在通过统一的业务流程、风控模型和服务标准，实现普惠金融产品的快速复制和推广，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商业银行在产品设计时，注重客户需求的共性与差异，通过模块化、标准化的方式，开发出适应广泛客户群体的普惠金融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认为在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中，金融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业银行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优化产品设计、提升风控能力、改善客户体验。

　　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客户的交易行为、信用记录等信息，构建客户画像，为精准营销和智能风控提供数据支持；运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自动审批和贷后管理，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交易数据的透明化和不可篡改性，增强融资过程的安全性和可信度。

　　“科技赋能产品创新不仅提升了商业银行的服务水平，也为普惠金融群体带来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融资体验。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未来普惠金融产品将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更好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报告》表示。

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面临瓶颈

　　通过调研《报告》发现，当前银行业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面临瓶颈，亟需研究形成新的高质量发展框架。

　　一是当前普惠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亟需从量的增长转向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在2019年以来连续五年快速增长之后，同比增速仍然高达14.5%。下一步应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提升普惠金融供给质量，在普惠金融细分领域，不宜增量又增速。

　　二是普惠金融业务量价竞争愈演愈烈，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同时，过度竞争造成普惠金融资源供给过剩，也导致银行业金融机构风控压力增大，不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

　　三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变化导致普惠金融重点目标群体受到较大影响。新冠疫情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等市场主体冲击明显，当前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国内需求不足、预期转弱等因素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四是普惠金融面临“五篇大文章”融合发展趋势，当前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结合较为紧密，但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养老金融、绿色金融等融合发展尚待探索。

　　此外《报告》指出，我国银行业普惠金融数据联通差成本较高。一是当前数字化、互联网化趋势下，银行需要开拓支付清算、账务服务、C端服务，但大量交易数据被一些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掌握，数据连通性差、形成壁垒，高收费也对银行构成成本压力。二是商业银行在连接和使用社保、税务、水电等数据时，除需要克服联通性问题外，还要支付不菲的数据使用费用。因为成本较高，导致银行查询企业数据频率不高，对长期资产质量掌握不够。三是银行难以获取可靠的企业财务与人数数据，信息不对称问题难以克服。

　　此外，《报告》认为，我国银行业普惠金融风险共担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融资担保等风险共担机制是各级政府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重要举措。目前地方融资担保的标准化要求难以达到，政府性担保机构、银行、政府风险补偿基金、保险等风险共担机制费用设计有待澄清。合作模式尚未定型，合作对等条款有待设计，协调机制有待健全，不同类型、规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差异化需求需要细分。”《报告》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关注到，我国银行业普惠金融业务中仍然有少数贷款中介存在信贷欺诈行为。少数不法贷款中介和助贷机构，瞄准对贷款业务流程不熟悉或征信有问题的群体，利用借款人着急用钱的心理，以“内部有人、特殊渠道、低息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可当天放款”等诱人话术，设置各类贷款骗局，诱导消费者办理“AB贷”。这些贷款中介既放大了银行普惠金融贷款的风险，又增加了普惠金融客户的融资成本。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