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包容通商:广州体制铸就早期亚太开放样本
2026年11月18日 17:13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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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4年2月,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港出发,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历经188天的航程,最终于8月抵达广州黄埔港。一次跨越重洋的远航,由此拉开中美直接贸易的序幕,也成为中美关系史上值得铭记的起点。

  回望这段历史,民间贸易之所以能够穿越风浪、通达彼此,背后依托的正是清代全球领先的口岸通商制度——广州体制。

  制度先行:广州体制何以领先

  中国对外贸易的航路,已延续两千多年。广州几乎是这条海路上唯一延续两千年、长盛不衰的贸易港口。

  广州在清代对外贸易中形成的海关管理、口岸设施、货源组织和商业服务体系,即“广州体制”,为首次来华的美国商人提供了便利。此前,英国、荷兰等国商人已长期来穗贸易,远洋商船抵达后,由中国引水人引航驶入黄埔锚地停泊,经官方测量并发放许可证后,货物经驳船转运至广州,外国商人在十三行商馆区通过行商接洽交易。美国商人在引水人、行商等协助下,依照当时的通商规则顺利完成停泊、报关、交易和采购等流程。

  在“中国皇后号”驶抵广州码头之前,这套被称为“广州体制”的贸易体系已运转近30年,在18世纪全球贸易网络中堪称规范、稳定而安全。“中国皇后号”在中国停留4个月后,船上满载的棉花、皮货与西洋参悉数售出,随后载着茶叶、瓷器、丝绸与各类东方艺术品返航;这次航行最终为投资者带来约25%的盈利率。

  “这一体系与其说是主动形成,倒不如说是各类事件综合发生下的联动产生的。”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教授郭永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清廷在权衡江浙通商后,以广州为重要窗口规范对外贸易秩序;同期英、法、荷等欧洲国家多以政府背书的特许公司对接广州,带有垄断和殖民扩张色彩。十三行最初受政府管控,公行体系瓦解后,行商直接面对各国洋行,“包容通商”由此显现,洋商之间往来日趋活跃,一部分行商也由此获得发展空间。

  郭永钦认为,欧陆局势变化之际,法、荷等国贸易格局出现调整,广州体制则保持相对稳定,并在政府介入外贸管理中确立保商制度,形成政府、行商、洋商三方合意。有研究指出,纽约州1829年州议会讨论存款保险时曾援引广州十三行长期稳定的联保实践作为参照,为观察广州体制对后世世界经济制度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线索。

  汇票联通:跨境金融何以贯通

  广东不仅见证了全球海洋贸易格局的深刻变迁,更延续着从“通海夷道”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壮阔航程。谈及这段跨越山海的商贸金融史,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潘振承。潘振承,又称潘启官。早年,他随商船往来吕宋,三次贩运丝茶;后进入广州十三行陈姓商行担任司事。乾隆七年(1742年),他接办商行并更名为同文行,成为行商首领。

  在长期涉海贸易中,潘振承敢为人先,率先使用伦敦汇票结算国际贸易,推动中西金融联通;在对英生丝贸易中一度占据垄断地位,年贸易额超过20万两白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富甲一方的潘振承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成为连续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行商。彼时,“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广州十三行中,潘振承以富有远见著称。他率先使用汇票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结账,减少白银实物交易带来的不便,进一步提高贸易结算效率,促进资金快速流转。多年来,潘振承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客户,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面对首次来华、不熟悉中国贸易环境的美国商人,他依托十三行商业网络,帮助美方顺利售出货物,并为其采购茶叶、瓷器、丝绸等返程货物提供便利和担保。在既有通商制度下,广州接纳刚立国的美国商人来华贸易,为其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践行了平等参与、互通有无的贸易理念。

  郭永钦指出,潘振承将伦敦汇票引入结算,与当时环境密切相关。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伙伴中,同文行居于各行之首,潘振承因此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债权人。

  1745年,清廷规定外商必须通过保商缴税,并由保商担保其不得违法乱纪;英国人可自行选定保商,能否维系与英商的稳定关系,对潘振承至关重要。1771年,清廷取消严格管控的公行后,外商获得选择保商的空间。潘振承作为实力最强的行商,实质上成为行商首领,因此既有条件也有动力通过向外国商人发行债券等方式获得融资。同时,英国在孟加拉等地设立银行,使用公司汇票结算使亚洲贸易更为便利,可摆脱传统的白银现金交易,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和安全性。

  郭永钦表示,潘振承后来在丝绸贸易中直接使用伦敦票据,行商在现金结算和汇兑中形成贴水安排,展现出早期跨境金融网络的运行特点。这种以商业信用和汇兑工具为纽带的探索,为广州贸易网络注入了金融活力。

  数据见证:开放枢纽何以成形

  “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首航广州,开创了美国独立后中美直接贸易先河,这一历史事件是广东具有国际辨识度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合作背景下重温这段历史,更能体会其中蕴含的开放智慧与现实意义。

  美国于1776年宣布独立,1783年获得英国正式承认。建国初期,美国积极拓展远洋贸易空间,寻求建立新的稳定的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广州成熟的通商体系,蕴藏着巨大商机,吸引“中国皇后号”的组织者将首航目的地选定为广州,并于1784年2月22日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52岁生日当天启航赴华。

  早期中美贸易从具体商业接触开始,在识别需求、洽谈交易中逐步增进相互认知。美国商人抵达广州后,中国商人陆续前来接洽。“中国皇后号”大班、后担任美国驻中国广州第一任领事山茂召在日记中记载,中国人最初难以分辨美国人与英国人,将其视为“新人”;当美国商人展示地图、说明美国疆域和人口情况后,中国商人迅即对这个新兴国家产生浓厚兴趣。在广州停留约四个月期间,“中国皇后号”完成货物出售和采购,返航后获得纯利3万多美元、收益率约25%的丰厚回报,推动了中美两国商品往来与民间交往的同步展开。中国瓷器在美风靡一时,华盛顿总统亦曾致信代购大瓷盘、蓝白色小碗等中国瓷器。

  “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后,《纽约邮报》《纽约新闻快报》等报纸纷纷报道此事,并发表社论称赞。次年,又有5艘美国商船启程赴华,启航港口由纽约扩展至费城、塞勒姆等地;到1789年,已有15艘美国商船在广州开展贸易。据史料记载,1784—1833年,美国前来广州贸易的商船累计达1040艘次,仅次于英国,广州成为中美早期贸易的枢纽。

  随着赴华贸易发展,商品来源和航运网络进一步拓展。美国商人将北美毛皮、太平洋海獭皮、檀香木等商品带到广州,推动美国东海岸港口与北美西海岸、太平洋岛屿、中国之间形成跨洋商业网络。18世纪90年代后,美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其规模已仅次于英国,跃居第二位。这些交易在当时广州的通商管理制度下开展。双向商品交换和持续扩大的贸易规模表明,双方实际需求是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互通有无能够为双方创造收益。

  中美商贸往来的发展推动了美国在广州设置领事机构。山茂召返美后,向外交国务秘书约翰·杰伊报告在华经历,建议在广州设置领事和副领事。山茂召获任美国驻广州领事。这一进程体现了早期中美交往由民间商贸带动领事事务发展的特点,印证了互利合作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持续推动作用。中美及亚太各经济体应在商品贸易基础上,拓展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亚太商贸网络向更广领域、更高水平发展。

  郭永钦也指出,美国独立后逐步建立自主的远洋贸易网络。特别是“中国皇后号”商船往返广州与纽约,运载人参换回茶叶等商品,获利颇丰,这一成功首航推动了美国其他重要港口参与对广州的直航贸易。据统计,1784年后50年间美国赴华航船达1040艘之多,进出口占比均居前列,显示出美国作为新兴国家成长迅速。后来的中美贸易中,若干重要商号在广州创设洋行,形成各具特色的经营网络。

  两个多世纪前的广州,已是包容全球、互通有无的开放枢纽;开放,是广州千年不变的城市基因。今天,站在APEC合作的新起点上回望“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故事,更能读懂广州体制所蕴含的制度智慧、金融活力和开放胸襟。以史为鉴、向海而兴,广州仍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连接世界,为亚太合作与中美民间友好提供源源不断的历史启示,注入现实动能。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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