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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抓内幕交易一抓一个准的今天,如果投资者照此操作,很可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要提前知道将要公告的信息,并且在公告前据此进行与之匹配的交易操作,即会构成内幕交易。无论交易的账户是否是自己的,也不管此交易是“赚到钱”还是只是“少亏了点”,只要被判定为内幕交易,就会面临严厉惩处。
2026年4月公开征求意见的《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利用内幕信息卖出证券所避免的损失,计入违法所得”。而根据最新版证券法规定,内幕交易无论赚没赚钱,最低也要罚款50万元。
近日北京证监局的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再度将一起内幕交易案公之于众。有研硅员工刘某因内幕交易清仓有研硅股票,避损金额约7.1万元。最终避损金额被如数没收,并且额外罚款60万元。
这并非个例,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仅2024年以来,因“避损金额”被认定为违法所得而领罚的内幕交易案例即至少有8起。轻者被罚没,重者则被市场禁入乃至刑拘。
周五晚的聚餐,周一早的清仓
北京证监局近日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还原了一桩避损型内幕交易。当事人刘某是有研硅的一名普通员工,被认定在重大资产重组终止这一利空信息公开前清仓卖出公司股票,避免损失约7.1万元。
起点是一桩终止的收购。2025年3月4日收盘后,有研硅公告拟以现金方式收购高频(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约60%股权;5月30日收盘后,公司又公告终止该收购。
有研硅时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孙某为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悉时间不晚于5月16日下午。
此次被罚的刘某与孙某在同一办公区域办公、关系密切。5月16日周五晚,二人聚餐打牌,敏感期内存在联络接触。
紧接着的周一,刘某控制使用本人证券账户下的三个子账户及“詹某欣”“刘某林”两个他人账户,合计卖出金额176.9万元,避损约7.1万元,当日清仓、放量明显。
监管认定两点异常:卖出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与知情人联络接触时间高度吻合;清仓卖出且无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最终,其不仅被没收全部避损金额,还被另行罚款60万元,合计罚没约67.10万元。避损七万余元,换来六十万元罚单。
一位券商资深人士向记者分析,这类认定不依赖聊天记录、录音等直接泄密证据,敏感期联络接触、时点吻合、交易异常且无法合理解释,即可形成完整证据链。在他看来,证券事务部门与其他办公区域作必要隔离、知情人守口如瓶,客观上也是对同事的保护;提前知道利空并不等于能做对交易,利好落地未必上涨、利空落地也未必大跌,把希望寄托在“消息”上本身就很不牢靠。
2024年以来八起案例,单案最高罚没逾八千万元
把视线拉长,这样的处罚逻辑并不新鲜。记者梳理2024年以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发现,明确以“避损金额”或“规避损失”认定违法所得并据此没收、罚款的案例至少有8起,涉及有研硅、亚钾国际、南卫股份、兴民智通、安达科技、浙江富润、星星科技、贵人鸟等股票。因内幕交易领罚的案例本就不少,其中因“少亏了点”被罚的,也并不少见。
亚钾国际董事长在境外被带走、因涉嫌职务犯罪被遣返回国并留置,公司2024年3月30日才公告;其兄提前告知梁某娟,梁某娟于3月27日卖出2万股,避损1.32万元,最终被没收避损金额并罚款50万元。浙江富润时任董事付某借他人账户卖出,避损48.79万元,没收避损金额后被罚250万元。贵人鸟时任董事傅某在年报非标意见与风险警示公开前清仓,避损90.24万元,被“没一罚二”。
大额罚单同样频现。兴民智通终止重组前,董事长赵某丰、副总裁崔某及知情人赵某平合计被罚没约4335.54万元。安达科技半年报巨亏公开前,郎某与北京朗信投资仅内幕交易部分罚没达7960.40万元,全案被罚没逾8000万元。南卫股份李某、项某避损合计约1187.83万元,罚没合计约4870.83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内幕交易惩处并不止于钱,还可能面临市场禁入乃至刑事处罚。星星科技2020年净利润由盈转亏24.93亿元的会计差错更正公开前,原高管王某规避损失422.04万元,被“没一罚三”,罚没合计1688.17万元,同时被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2026年11月15日,南卫股份公告称,李某因2023年那笔减持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内幕交易罪刑事拘留。
一位券商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从“没一罚一”到“没一罚三”渐成常态,个别上浮到五倍、六倍,法律规则最高可达十倍。严重者,可能还会叠加市场禁入乃至刑责,“避损”从来不是可以从轻的理由,避损金额会被全额没收;达到五十万元,还要作为倍数罚款的计算基数。
“少亏了点”也要罚没背后
也许你会问,没有真金白银落袋,为什么还要被没收、被重罚?
内幕交易侵害的是市场信息公平,提前卖出等于把本该由自己承担的下跌损失转嫁给不知情的交易对手,与提前买入获利并无二致。2007年印发的《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就把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界定为“买卖证券获得的收益或规避的损失”,这一口径沿用至今。“两高”《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同样明确,“违法所得,是指通过内幕交易行为所获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
落到罚则上,证券法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北京证监局日前处罚的刘某内幕交易案中,避损约7.1万元,属于“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一档,其被罚的60万元即落在此定额区间,而非按避损金额的倍数计算,这也解释了“没赚到钱”为何仍要付出远超避损额的代价。
与此同时,“两高”《关于修改司法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7月27日起施行,把“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明确为入罪与升档标准,五十万元对应情节严重、五百万元对应情节特别严重,行政与刑事两端进一步衔接。
更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认定规则正从“执法惯例”走向成文。过去当事人几乎都会围绕避损金额、基准日反复申辩,监管回应多是“符合执法惯例”“与以往做法一致”。2026年4月17日,证监会就《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第十二条专设“避损型内幕交易”,明确“利用内幕信息卖出证券所避免的损失,计入违法所得”,该办法已列入证监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力争年内出台”项目。规则公开后,争议空间将明显收窄;认定也更趋穿透,无需直接泄密证据,联络接触、时点吻合、交易异常即可推定。
前述券商资深人士认为,投资者要记住的合规边界不是“有没有赚到钱”,而是敏感期内有没有与知情人接触、有没有交易、能不能把理由说清楚。只要说不清,账户是不是自己的、这笔是赚是亏,都不影响认定。与其琢磨哪条消息靠谱,不如离内幕信息远一些。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