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短期有效,是过去半个多世纪货币经济学家逐渐达成的一个共识。古典学派“货币中性”的命题,在价格粘性与信息摩擦的经验证据面前已难以维系。即便是最坚定捍卫新古典传统的模型,一旦引入不完全信息,也不得不承认未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具有真实效应。短期货币非中性,如今已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标准配置。
但这一共识也把争论推向了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如果货币政策有效,它究竟应该做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假设什么样的市场结构、什么样的价格设定、什么样的预期形成机制,以及最重要的,中央银行在什么约束条件下运作。换言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身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在何种假设与制度环境下,何种政策规则是最优的。
我们在《上海金融》2026年第8期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关键挑战,不是论证“有效性”,而是识别“约束条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不是简单的工具替换,而是一场有前提、有次序的结构性改革。
最优货币政策为何没有唯一答案
如果短期货币非中性已成共识,一个自然的期待便是,既然货币政策有效,那就应当能够找到一组最优的政策规则,告诉中央银行在每一种情形下该做什么。这一期待是合理的,但它注定落空。原因不在于经济学家还不够努力,而在于“最优”本身依赖于你假设什么样的市场结构、什么样的价格设定、什么样的预期形成机制、什么样的政策工具,以及用什么样的福利标准来评价。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假设,最优政策的形式就可能改变。
古典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是否自动出清这一关键假设上。在古典模型中,劳动力市场自动出清,货币政策无效。凯恩斯学派则认为劳动力市场自动出清是一厢情愿,若考虑非自愿性失业等摩擦,实际变量与名义变量都会受外生货币供给的影响,因而货币政策有效。这一经典论战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即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结论,并不取决于模型是否“复杂”,而取决于关键市场是否出清、价格与工资是否灵活。
新古典综合试图调和这一对立,其代价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被限定在一个时间窗口内,而这个窗口的长度(即价格粘性的持续时间)本身是一个需要经验估计的参数。引入信息摩擦后,新古典学派进一步修正了货币中性结论:即使价格完全弹性,只要信息不完全,货币政策仍可能具有真实效应。
讨论至此,短期货币非中性在主流学派中已几成共识。既然货币政策有效,它便会同时作用于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提高产出,但也会推高通货膨胀。对中央银行而言,这就是一个两难冲突。用数理语言表达,即最小化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在新新古典综合模型中,福利损失函数可写为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缺口的加权平方和。
中国语境的五重偏离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货币政策研究虽已积累大量成果,却尚未系统回答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当标准模型的关键假设,比如代表性代理人、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可信的承诺机制等,在中国语境下并不成立时,最优货币政策的形式会发生什么变化?
文章系统分析了中国语境的五重偏离。
其一,“利率双轨制”与市场分割。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并存、“利率双轨制”、资本管制、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部门的结构性角色,这些制度特征并非可以简单塞进标准模型的“摩擦项”。它们改变的是中央银行面临的约束条件本身。已有研究发现,“利率双轨制”下民营企业对政策冲击更敏感,货币政策应更关注产出波动;考虑货币供给因素的利率规则在福利损失上优于仅考虑平滑因素的利率规则;单一数量规则或单一利率规则各有相对优势,混合规则更契合中国当前环境。这些研究看似结论各异,实则共同指向一个判断,即:两类工具的相对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渠道的梗阻程度与中央银行的信息能力,而非工具本身的优劣。
其二,结构性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风险补贴可以校正结构扭曲并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因而其福利评价不能简单套用总量损失函数。另有研究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提出,TFP增速下滑使经济从无泡沫均衡跌入泡沫均衡,货币政策有效性明显下降,这意味着潜在产出本身可能内生于结构扭曲与资产泡沫状态。两项研究合起来提示,结构性工具的福利收益不仅来自总量产出,还来自结构扭曲的校正与金融风险的弱化。
其三,承诺机制。国内研究对规则行事与相机抉择的福利排序存在显著分歧。对立的根源可能不在数据或方法,而在于对“什么构成一个可信的承诺机制”这一制度问题的不同隐含假设。若把承诺理解为公开宣布并长期一致的规则,中国实践可能确实接近某种承诺;若把承诺理解为中央银行能够内部化其政策对私人预期的全部影响,则多部门协调的现实使这一条件难以满足。换言之,争论的实质是“可实施的承诺制”与“可实施的相机抉择”孰优,而非抽象意义上的承诺制是否优越。
其四,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标准框架通常假设货币政策只盯住通胀与产出缺口,金融稳定由宏观审慎政策负责。但在含内生资产泡沫与劳动力市场摩擦的框架中,资产泡沫能够通过金融成本渠道缓解企业信贷约束,进而对通胀形成向下压力。在经济过热、资产价格上涨的条件下,通胀依旧可能是温和的,通胀指标因而可能失真。这意味着,在资产泡沫与金融摩擦显著的经济中,“盯住通胀”可能不足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货币政策的目标集合本身可能需要扩展。
其五,开放经济约束。汇率权重的内生性与汇率渠道的相对重要性已获系统证据。中国货币政策的外溢主要依赖贸易渠道,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或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均能改善中国和全球福利,二者搭配效果更好。而美国货币政策主要干扰中国的外部变量而非内部变量,且在不同中美政策组合下溢出主渠道各不相同。这些证据说明,开放经济约束不是标准框架的“附加项”,而是改变政策规则形式的独立约束。
此外,不确定性与微观基础两条线索为上述判断提供了状态依赖与异质性的补充。经济不确定性仅会在量上削弱政策效果、不改变作用方向。外部不确定性则借由避险效应、利率与汇率三条渠道影响政策效果,且价格型工具受外部金融不确定性影响更大。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基本有效但存在行业非对称性。
转型的前提、优先序与次优选择
综观上述证据,它们关于相机抉择与承诺制的适用性、通胀目标制的可行性、资产价格是否应纳入框架、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的相对有效性等留下的争议,与其当作需要裁决的结论清单,不如转化为可检验的命题:若“利率双轨制”逐步消除,价格型工具的相对有效性是否显著提高?若央行目标函数确实具有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是否随时间变化?若承诺制的优越性依赖于制度条件,多部门协调机制强化后其福利优势是否显现?若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目标不可忽略,纳入资产泡沫后最优规则形式是否实质变化?若开放经济约束不可忽略,纳入汇率与外部冲击后最优规则形式是否实质变化?
文章提出,中国货币政策未来应坚定转向以政策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型调控框架,锚定2%的通胀目标,加强财政、货币等多部门的协同,并通过收入政策与预期管理提振内需。但这一转型的每一步,都取决于其前提条件是否具备。
在操作层面,“前提条件”指利率走廊的可信性、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与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度三项;在结构层面,则指自然利率与潜在产出的可估计性、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可持续性与多部门协调下承诺的可信性三项。在自然利率与潜在产出难以可靠估计、金融市场一体化不足、承诺可信性尚未建立时,混合型规则、宏观审慎与结构性工具的组合是更现实的次优选择;随着前提逐步具备,价格型工具权重应相应提高,但不应以牺牲总量稳健与金融稳定为代价。
文章特别强调,这一转型不是对西方理论框架的简单照搬,也不是对现行政策的辩护或否定,而是一个条件性的、可检验的命题。数理经济学在政策分析中最有价值的用法,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一种系统地追问“答案依赖于什么条件”的方法。先建立基准、再施加约束,这正是理解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正确姿势。
对中国而言,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关键,不在于争论两种工具孰优孰劣,而在于识别约束条件、培育前提条件、把握转型次序。这是一场有前提、有次序的结构性改革,急不得,也等不得。
(作者张军,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邓燕飞,系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校聘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4&ZD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