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新时代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不是简单增加开放事项、扩大开放领域，而是推动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与国际通行规则或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并主动参与乃至引领国际规则制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迫切需要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破除体制机制藩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刻认识制度型开放牵引深层次改革的时代意义，在破解现实难题中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制度创新激发改革动能，在更大范围激发开放与改革互促共进的乘数效应。
从锻造竞争优势看，制度型开放不是单纯扩大市场空间，而是通过引入更充分、更高水平的竞争，推动制度创新和改革深化。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与贸易规模扩大相伴随的，是竞争方式和竞争条件的变化。对于企业而言，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意味着必须提高质量标准、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对于产业而言，意味着必须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不能长期依靠低成本、低附加值参与国际竞争；对于政府而言，则意味着必须持续提高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水平，以更加稳定透明的规则环境增强经营主体发展预期。
从规则制度建设看，制度型开放的深层意义在于，以国际规则为参照推动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经营主体能否平等进入、要素能否顺畅流动、竞争能否公平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规则是否统一、透明、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一要求意味着不是简单照搬国际规则，而是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区域分割和制度壁垒，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在更为完善的规则体系下公平竞争。由此，制度型开放不仅推动市场规则更加成熟，也促使深层次改革由单项制度调整向体制机制协同、由局部领域突破向制度体系完善不断深化。
从治理方式变革看，不同于传统要素流动型开放主要着眼于商品、资本等跨境流动，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把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纳入开放范畴，实际上是在更广阔的坐标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这些措施既指向准入范围的调整，又推动政府管理更多转向“定规则、强监管、优服务”，带动改革由局部性、适应性调整向系统性、深层次拓展。
当前，我国制度型开放总体推进有力，但在规则衔接、市场统一、治理创新等方面仍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打通和优化的环节。比如，关键领域规则衔接仍有差距，制约开放与改革进程。从国际经贸规则发展趋势看，制度型开放正由传统的市场准入逐步向竞争政策、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边境后规则延伸。我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规则衔接已取得明显进展，但在部分新兴领域和复杂领域，国内制度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之间仍需进一步衔接磨合。又如，区域市场壁垒尚未消除，阻碍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能否充分转化为发展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品、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能否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合理配置。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断完善，但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政府采购、资质认定等方面仍存在隐性门槛，跨区域经营和要素流动面临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不仅削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成效，也影响制度型开放中规则统一、公平竞争要求的落实。再如，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影响风险防控能力建设。我国相关制度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但面对一些新业态的快速发展，监管标准不够明确、部门协同不够顺畅、风险识别机制不够健全，同时企业对规则的预期不够稳定，出现“想投不敢投、想干看不准”的情况。面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与制度型开放相关的治理方式也需要随之调整，推动深层次改革在解决新问题、回应新需求中不断破题深化。
实践表明，制度型开放越向纵深推进，越需要把制度创新压力转化为改革发展内生动力，把国际规则对接、国内市场建设和安全治理贯通起来，使制度型开放成为更深层次改革的重要牵引。
一是主动全面对接高标准规则，强化制度的系统集成。推进制度型开放，关键要解决好“对接什么、如何对接、怎样转化”的问题。要把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与国内改革统筹起来，既关注规则文本，更把握规则背后的制度逻辑和运行机制。更好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以先行先试牵引深层次改革，推动开放领域制度创新向体制机制改革延伸。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国内制度系统性优化，建立开放规则与国内制度动态调整、衔接顺畅的制度机制。
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要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为制度型开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支撑，进一步清理妨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资质认定等行为，减少企业跨区域经营面临的隐性成本。完善跨区域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协作，推动治理从分散分割转向规则统一，既划清安全边界，又避免“一管就死”，着力破除制约要素配置的体制性障碍。
三是健全动态评估和容错机制，增强改革发展适应性和韧性。对开放举措和制度安排开展定期评估，把规则执行效果、市场反应和改革成效作为检验评估标准，及时发现制约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改革探索中出现的非原则性失误，可考虑合理容错、及时纠偏；将评估结果作为调整政策、完善制度的重要依据。
四是深化涉外法治建设，推动开放与改革相衔接。眼下，制度型开放正在向纵深推进，涉外法治建设既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也是驱动深层次改革的重要力量。要围绕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及时完善与国内深层次改革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监管规则，并在规则转化过程中进一步理顺各种关系。通过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改革，带动相关领域治理方式调整，推动涉外法治建设与国内深层次改革相互贯通、相互促进。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