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平
□ 多措并举提振民营企业盈利能力：一是改善民营企业盈利空间；二是系统性降低民营企业综合成本与费用负担；三是引导民营企业优化资产运营效率
□ 建立民间投资预期管理的前瞻指引机制：一是建立政策出台的“预告-缓冲”制度；二是推行政策“稳预期承诺制”；三是推广建立地方常态化政企沟通长效机制
□ 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新赛道的试错成本和不确定性：一是做好产业前瞻指引，减少民间资本对技术路线的盲目博弈；二是扩大新兴产业的应用场景开放力度；三是完善多层次融资支持体系，适配新动能项目长周期投资特征；四是健全容错与风险分担机制，切实激发民间资本“敢投”意愿
□ 建立账款清欠的“自动执行”和“连带责任”机制：一是推行政府及国企采购账款到期自动履约机制；二是压实账款拖欠终身连带责任与绩效硬约束；三是开通民企账款纠纷仲裁绿色通道
□ 构建“国资-外资-民资”投资协同机制：一是创新推出重大项目配套投资绑定机制；二是建立外资项目联动招商投资机制；三是搭建官方主导、三类主体参与的投资信息共享平台；四是建立跨主体投资稳增长联动考核机制
作为市场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反映市场信心、产业活力与经济复苏前景。民间投资能否提振，关系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未来走势。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当前民间投资的运行态势，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期为稳定投资预期、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供参考。
一、当前民间投资相关问题
当前，民间投资相关问题具有三个维度的表现。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民间投资下降是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长期超过“半壁江山”。2026年1至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7.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1%。
从产业中观层面看，民营经济集聚产业投资整体呈现走弱趋势。1至8月，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9.9%，在三大产业中降幅最为明显。第三产业中有大量中小服务型企业，尤其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商务服务等民营经济较为集聚的行业，其降幅（-9.9%）也与民间投资降幅（-10.1%）较为接近。
从微观企业层面看，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压力仍待缓解。中小企业是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的主力军，当前正承受一定下行压力。制造业PMI数据显示：9月大型企业PMI为50.6%，略高于临界点；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7%、48.9%，低于临界点。调研对象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长江商学院BCI指数从今年初的53.7开始回落，截至9月为49.5；且分项指数中，企业利润前瞻、企业融资环境、企业库存前瞻依然处于恢复过程中。
二、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民间投资相关问题
以往讨论民间投资相关问题，多集中在融资难、融资贵等表层约束。经过多轮降准降息和结构性工具加持，企业融资成本已降至低位，资金供给总体充裕，单靠增加信贷供给来推动民间投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要以更加宽广的视角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
1.民营企业投资回报率整体走低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利润空间收窄，直接对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形成一定制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私营工业企业利润呈“先回落，后企稳”走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从今年初的37.2%回落至1到5月的10.7%；1到8月的私营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仍徘徊在10.4%，低于同期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整体增速。这表明，私营企业在本轮利润修复中处于边际劣势。
分经济类型的盈利水平差距也能说明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09%，低于规上工业整体的5.66%；同期，国有控股企业为6.5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为6.92%，股份制企业为5.38%。从成本端看，私营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6.17元，高于国有控股企业的83.94元；费用端差距亦存在，私营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9.81元，高于国有控股企业的5.87元。这意味着，私营企业同时拥有更高的资产周转效率（每百元资产实现营业收入90.5元，高于国有控股企业的53.9元）和较低的盈利水平。
2.部分民营企业家对预期存不确定性
近年来，部分行业监管政策、产业政策进行阶段性调整，政策执行标准和落地节奏存在一定差异，导致部分民营企业家对于行业未来发展和政策导向预期存在不确定性。例如，在市场准入方面，虽然国内持续压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至106项、持续清理显性准入限制，但部门基建、公共服务、部分高端新兴产业仍然存在一定资质门槛、本地保护、招投标隐性壁垒等隐性门槛，优质增量项目民企的平等参与仍有提升空间；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新兴赛道尚处于培育初期，行业标准不完善、公共应用场景开放不足、市场化回报机制模糊，一些优秀民企即便具备技术与创新能力，也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规模化投资规划。
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后，各类政策陆续出台，但部分相关配套细则尚未完全落地，政策效果向市场预期传导仍需时间。此外，地缘局势不确定性、外部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推高了民间投资的风险溢价，影响相关市场参与主体的风险偏好。民营企业投资决策从过往的“追求增量收益”转变为“优先规避风险”，普遍采取观望、收缩、保守经营策略，不敢轻易布局中长期投资和重资产投资。
3.部分地区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仍待改善
前些年，社会上曾出现一些对民营经济认识不一致的声音，部分地区也传出了对民企“选择性执法”“异地趋利性执法”等传闻。这些声音与传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这一现象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后已有所缓解，且随着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化保障明显增强，相关负面舆论和做法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偏，但一些民营企业家对部分地区招商引资政策的公信力仍存顾虑。当前营商环境的痛点已从早期的“政策是否有优惠”转向“规则是否稳定”“执法是否公平”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4.民间投资面临“换挡期”迷茫
新旧动能转换的“换挡期”是影响民间投资增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等领域投资空间持续收窄，民间投资正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阶段，民间资本正从地产、传统制造向高新技术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新动能领域转移。
但转型换挡需要过程和时间，新赛道的项目储备、商业模式验证、人才培养战略、数字化转型和融资配套体系等，不可能一蹴而就。部分新兴领域存在回报机制不清晰、应用场景开放不足等挑战，很多新兴产业刚刚进入新一轮投资周期，尚未形成清晰的回报曲线，民间投资面临一定的试错成本。
5.账款拖欠问题成为民营企业痛点
当前，存在实体经济账款拖欠问题。对于财力和信用偏弱的民营企业而言，承受的账款拖欠压力往往比一般工业企业更加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平均账期为75.6天，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账期多出3.7天。对民营企业的账款拖欠多集中在产业链配套、工程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一些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对于延期多久算失信并没有明确规定，拖欠方由此觅得可乘之机。拖欠的行为不仅挤占中小企业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对中小企业投资和创新意愿形成一定制约，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亟须采取措施加以整治。8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9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9月14日，多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
三、多个维度综合施策
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重要影响。提振民间投资应在进一步缓解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的同时，从盈利能力、预期管理、制度环境、创新激励等多个维度探索和推进综合施策。
1.多措并举提振民营企业盈利能力
针对当前私营工业企业盈利水平偏低、成本费用压力高企、回款周期拉长等问题，有三点建议：
一是改善民营企业盈利空间。持续落地促消费、稳订单相关政策，通过政府采购、重大工程配套订单、产业链供需对接会等方式，为民营制造企业稳定市场需求，提升产能利用率，摊薄单位固定成本。规范产业链竞争秩序，引导行业合理定价，守住民营企业基础盈利空间，扭转利润修复相对弱势的局面。
二是系统性降低民营企业综合成本与费用负担。聚焦私营企业费用压力偏高的痛点，持续落实减税降费，优化涉企收费治理，清理各类不合规行政性收费。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在能源、物流、基础原材料采购等方面保障民营企业公平获取渠道，压缩生产端成本。
三是引导民营企业优化资产运营效率。支持民营企业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加大技改再贷款、财政贴息支持，推动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鼓励国企、大型平台企业与民企开展产业链合作，共建合理利润分配机制，应对产业链利润分配失衡问题。通过持续改善盈利与现金流预期，推动民营企业投资回报水平修复，增强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动力。
2.建立民间投资预期管理的前瞻指引机制
针对当前民间投资预期不稳的问题，有三点建议：
一是建立政策出台的“预告-缓冲”制度。参照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惯例，由相关部门按季度发布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报告，内容可包括下一阶段政策取向、重点支持与规范领域清单、政策一致性评估结果、已出台政策的落实情况回溯等，以降低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凡涉及民营企业权利义务的监管、产业、税费政策，参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设置固定预告期，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生效时点、给出不少于6个月的合规过渡期和“新老划断”安排，让企业有可预期的时间窗口调整投资决策。
二是推行政策稳定实施周期。对已出台的民营经济扶持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应至少明确3至5年的稳定实施周期，对地方形成约束，监管政策调整节奏可进一步优化。
三是推广建立地方常态化政企沟通长效机制。定期（如双月或季度）邀请当地民营企业家参与座谈交流，精准对接企业投资痛点难点，聚焦投资准入、项目落地、融资保障、执法监管、产权保护等企业关切重点，动态收集市场堵点痛点。对民间投资反映集中的隐性壁垒、政策落地不均、监管标准一致性有待提升等问题，建立台账督办、限时整改、公开反馈机制，并将问题办结率和企业满意度纳入地方营商环境考核，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定民间投资预期。
3.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
为破除制约民营企业长期投资的体制性障碍，建议全方位完善民营经济法治保障体系，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振企业经营与投资信心。具体而言：
一是健全公平竞争法治保障体系。持续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监管，依法严厉整治各类排除、限制市场竞争行为，保障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经营竞争中享有平等待遇。严格规范行政监管与市场执法边界，破除各类隐性壁垒和差异化监管，构建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资源、公平参与竞争的制度环境。
二是以程序约束规范涉企执法权力。严格把握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防止将本质上属于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上升到刑事司法。规范跨区域执法的协调与审查机制。建立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动态监测机制。
三是推行包容审慎的柔性执法。对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设立1到2年的合规观察整改期，以指导帮扶、合规提示替代简单处罚问责。全面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事后信用修复”机制，对首次、轻微、无危害且主动整改的经营行为免予处罚、及时修复信用，最大限度降低监管扰动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冲击。
四是强化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依法惩治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聚众扰乱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等犯罪行为。建立投诉举报异常名录并共享运用，对牟利性职业索赔投诉可依法不予受理或终止调解。加大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为权利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依法打击逃废债，妥善审理民营企业经营负债引发的各类合同纠纷，传递诚实守信的理念。
4.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新赛道的试错成本和不确定性
为克服民营企业面对新动能、新赛道项目试错成本偏高、发展前景不确定性较大等问题，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做好产业前瞻指引，减少民间资本对技术路线的盲目博弈。依托产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发布细分赛道发展路线图，明晰行业标准、政策框架，减少企业在多条技术路线间的无序投入。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帮助民营企业对接科研院所。
二是扩大新兴产业的应用场景开放力度。针对商业航天、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赛道，优先将公共采购、行业试点场景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通过“场景牵引+订单支撑”的方式，帮助民营创新企业完成产品验证，缩短商业模式跑通周期，破解新兴产业回报曲线尚不清晰的痛点。破除部分新兴产业的准入隐性门槛，保障民营企业在招投标、项目申报环节享有同等待遇。
三是完善多层次融资支持体系，适配新动能项目长周期投资特征。针对新动能领域的“轻资产，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点，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覆盖面，引导政策性银行设立民间投资专项贷款。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母基金”作用，通过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早期项目。鼓励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参与新动能项目，缓解民企短债长投带来的期限错配风险。
四是健全容错与风险分担机制，切实激发民间资本“敢投”意愿。进一步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风险分担比例，对早期硬科技项目提高担保覆盖率。探索建立新兴产业投资风险补偿机制，对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因市场不确定性产生亏损的民营项目给予适度支持。优化国资股权投资考核规则，对早期硬科技股权投资实施差异化考核，合理容忍一定比例项目失败，规避资金端“不敢投”的保守倾向。
5.建立账款清欠的“自动执行”和“连带责任”机制
针对现有清欠模式以行政督导、专项整治为主，缺乏制度化、法治化刚性约束的问题，建议构建“法治化，自动化，可追责”的长效清欠体系，进一步破解连环拖欠难题：
一是推行政府及国企采购账款到期自动履约机制。对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工程采购、服务采购、物资采购合同，推动嵌入“到期自动兑付、逾期自动划扣”条款，逾期未支付款项的，由财政统筹或上级主管单位直接从经费账户、统筹资金中自动划扣兑付，防止人为拖延、选择性付款。
二是压实账款拖欠终身连带责任与绩效硬约束。将恶意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长期挂账不清欠等行为，纳入相关方的绩效考核、信用评级与干部履职评价体系，与评优评先、职务晋升、任期考核刚性挂钩，形成“拖欠必有代价，欠账必被追责”的强约束。
三是开通民企账款纠纷仲裁绿色通道，专门针对中小民企账款纠纷简化流程、压缩时限，建立专业化快速调处机制，将案件审理、裁定、执行全流程时限压缩至30个工作日以内，大幅降低民企维权时间成本与法务成本。通过制度化防欠、法治化追责、自动化兑付，打通民企现金流堵点，修复企业盈利预期与投资信心。
6.构建投资协同机制
建议打破各类市场参与主体投资割裂格局，构建“国资引领，外资赋能，民资跟进”的联动投资体系。
一是创新推出重大项目配套投资绑定机制，所有国有资本主导的基建、产业、新基建重大项目，可原则上明确民间资本、外资配套的一定参与比例，如预留不少于30%的上下游配套分包、设备采购、运维服务份额向民营企业开放，同步建立配套项目清单公示制度，防止隐性排他、定向发包问题。
二是建立外资项目联动招商投资机制，针对外资收缩的高端制造、进出口配套领域，出台民营替代扶持政策，对民营企业承接外资转移产能、填补外资配套空白的投资项目，可给予一定支持。
三是搭建官方主导、三类主体参与的投资信息共享平台，实时发布国资新项目、外资落地项目信息，精准匹配民营配套企业需求，破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投资断层问题。
四是建立跨主体投资稳增长联动考核机制，推动地方打破所有制壁垒。
（作者系交通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