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马赛。”

　　11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巴黎主持七国集团（G7）外长会时突然说出这句话，随即改口“巴黎”，引来现场笑声。会议原定在马赛举行，后改到巴黎。

　　地点变了，美国政局也变了。共和党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控制权，国务卿鲁比奥便来到巴黎，面对心事重重的盟友。

　　德国急于争取俄乌谈判席位；欧洲多国担忧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法国则透露，会议预计不发表联合公报。

　　美国国会“变天”，欧洲能等来不一样的华盛顿吗？

“欧洲必须坐在谈判桌前”

　　乌克兰危机是此次会议的首要议题。

　　会议举行之际，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定于11月10日至11日在阿联酋展开新一轮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预测，美俄将达成“重大”协议，不仅涉及乌克兰，还涉及“整个欧洲”。

　　这一表态引发欧洲担忧：美国是否可能绕过欧洲，与俄罗斯重新安排战后安全秩序？

　　9日外长会期间，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与鲁比奥举行会谈，着重强调“欧洲必须坐在谈判桌前”“没有欧洲就不可能有解决方案”。

　　鲁比奥则表示，欧洲战后安全架构一直是谈判的重要议题，但必须先结束冲突再说。

　　此前一天，法国外长巴罗表示，法国、德国、英国以及欧盟和北约方面的代表也将赴阿布扎比参与讨论。

　　最新消息称，欧洲代表将参与相关磋商，但不会直接参加美俄乌三方谈判。

　　事关自身安全，欧洲为何常常拿不到“入场券”？

　　“欧洲难以掌握谈判主动权，根本原因与其长期坚持的对俄立场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冯仲平从美欧政策变化、欧洲内部立场分歧，分析欧洲为何在谈判中陷入被动。

　　拜登时期，美欧政策基本一致，都认为俄罗斯必须在战争中失败，对与俄罗斯谈判持消极态度。

　　特朗普重新上台后，美国积极推动俄乌谈判，欧洲无法阻止，又担心美国无法代表自身利益，因此急于争取谈判席位。但即使坐上谈判桌，欧洲也很难改变原有立场——要求俄罗斯让步，不能接受乌克兰作出重大妥协。

　　从欧洲内部看，中东欧国家对俄强硬的立场影响力上升。

　　乌克兰危机升级前，中东欧国家曾猜测俄罗斯可能采取军事行动，部分西欧国家不以为然。危机升级后，西欧国家即使有不同看法，也骑虎难下。

　　不过，冯仲平认为，欧洲即便争取到谈判席位，也不等于能推动协议达成。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可能接受的最大妥协就是冻结冲突，而非领土变动等问题。

　　除乌克兰危机外，伊朗问题也是G7外长会的一大焦点，美欧分歧再次显现。

　　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战火波及中东多国，冲击能源供应和海上运输。欧洲国家担忧局势进一步升级，与华盛顿保持距离。

　　眼下，卡塔尔等调解方试图打破美伊谈判僵局。法德等欧洲国家急于避免冲突升级。美国却尚未释放政策转向的明确信号。

　　赴巴黎前，鲁比奥表示，美伊谈判未接近突破，并批评伊朗部分要求“荒谬且不切实际”。

“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问题”

　　这是鲁比奥在中期选举后的首次外访。

　　共和党在此次选举中遭遇重大失利，民主党夺回国会两院。特朗普与副总统万斯均认为，伊朗战事影响了选举结果。

　　这场外长会成为美国盟友观察特朗普政府外交是否转向的窗口，鲁比奥因此备受瞩目，多国外长与其举行双边会谈。

　　加拿大外长阿南德坦言，民主党拿下国会两院后，特朗普政府将如何行动仍不明朗。

　　随着美国国内政局生变，盟友究竟抱有怎样的期待？

　　冯仲平从欧洲对美国认知变化、现实经济压力、外交诉求三方面，解析中期选举带给欧洲的希望与局限。

　　欧洲对美国的期待已经改变。“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后，欧洲曾认为，特朗普下台了，欧美关系就能回归常态。但特朗普重回白宫后，欧洲人的看法更趋现实。”冯仲平说，他们认识到，这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发生了变化，它不是过去那个可以无条件信赖、依赖的美国了。

　　欧洲的失望植根于现实压力。冯仲平指出，欧洲自身竞争力下降、创新不足、内部市场未完全整合，经济社会矛盾更加凸显。俄乌冲突、伊朗战事接连推高能源成本，特朗普关税政策又增加不确定性。

　　“欧洲其实对美国非常不满意。”冯仲平说，欧洲期待民主党重掌国会能约束特朗普，却不敢期待过高，希望借G7会场敦促华盛顿调整政策，尤其是尽早结束伊朗战事。

　　但鲁比奥的回答很明确：国会掌握拨款和监督权，但美国外交主导权仍在总统手中。

　　鲁比奥的强硬态度在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同样明显。赴巴黎前他便警告，若欧盟采取措施抵制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华盛顿将予以回应。9日，他与法国外长巴罗就此分歧展开磋商。

　　可见，欧洲期待国会制衡特朗普，白宫却持续向盟友划出红线。

没有联合公报的会议？

　　这次G7外长会内部分歧重重，对外却扩大参与范围。

　　法国邀请巴西、韩国、埃及、沙特、乌克兰等国参与部分议程，同时提前释放信号：此次会议大概率不会发表联合公报。

　　G7外长会并非每次都必须发表联合公报，也可通过主席总结或专题声明表达共同立场。但在乌克兰、伊朗、国际规则等重大问题上各方难以协调一致，G7究竟还能发挥多大效能？

　　“G7是特朗普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最大牺牲品。”冯仲平指出，美国对G7日益轻视，欧洲也意识到，这一机制已很难统一成员国的认知与政策。

　　在他看来，G7的困境源于两大因素：一是西方整体国际影响力下降，G7难以独自协调全球事务，G20兴起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二是特朗普两个任期的单边主义政策，持续撕裂G7内部立场。

　　七国自身尚且难以达成共识，即使邀请更多国家参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实际合作？

　　有英国学者提出，G7并不缺经济和科技实力，问题在于成员国互信不足、政策共识稀薄，难以把分散资源转化为集体行动。如果美国不愿参与某些合作，其他六国或许可以联合伙伴国家另行推进“G6+”，不必事事等待美国同意。

　　但欧洲并不打算抛弃G7。“对欧洲来说，有比没有好。”冯仲平认为，尽管G7受美国政策制约，欧洲仍希望借助这一平台表达立场、影响美国政策，同时扩大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美国国会“变天”，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未必转向。欧洲寄望国会制约特朗普、借G7影响美国，却很难撼动华盛顿的选择。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