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美国中期选举虽关系国会控制权，在美国以外却很少获得与总统选举相近的关注。近年美国党争加剧，中期选举才逐渐具有近似大选的热度。2026年的结果尤其引人注目。一个失去两院支持、但仍掌握行政权的总统，将如何度过任期最后两年？本次选举对两党接下在2028年大选将会有什么影响？

民主党锁定参众两院控制权

　　美东时间3日18时起，全美范围内投票陆续结束。数小时后，舆论此前预判的“蓝潮”（蓝色和红色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表色）逐渐显现，民主党候选人在各地接连赢得选举。至午夜，多家主流媒体预测，民主党锁定参众两院控制权。

　　在众议院，此次选举改选全部435个议席。最新预测结果显示，民主党预计最终将拿到超过245个席位。在竞争激烈的宾夕法尼亚、艾奥瓦、肯塔基等关键州的多个选区，民主党人都击败共和党对手。而这些选区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都是特朗普的票仓。

　　在参议院，本次选举改选100个席位中的35个，民主党需增加4席才能成为多数党。此前预测认为，两党选情胶着，结果难料。但“恶斗”并未上演，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赢下得克萨斯、俄亥俄、缅因、艾奥瓦、堪萨斯、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等7个州。目前，民主党预计在参议院把控至少54席，成为参议院多数党。

　　值得注意的是，在参议院选举中，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詹姆斯·塔拉里科击败共和党对手胜出，这是民主党1988年以来首次在该州赢得参议院席位；在堪萨斯州，民主党人亚当·汉密尔顿击败现任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当选，成为自1932年以来首名在该州赢得参议院席位的民主党人。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州的“由红转蓝”足见选民对共和党深度不满。

特朗普的失利从何而来？

　　执政党失去众议院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常见结果，但共和党这次连参议院也失守，且在若干原本安全的州丢掉席位，败因就不能仅归结为历史惯性。2024年，特朗普争取选民时强调压低生活成本、恢复制造业，并承诺避免美国陷入新的战争。两年过去，美国普通家庭仍为住房、食品、能源和医疗支付高昂代价。高关税及其引起的贸易摩擦，使选民对控制物价的承诺更难信服，伊朗战事则进一步损害了他避免战争的政治形象。

　　有民调显示，约四分之三的选民对美国政治走向感到愤怒或不满，约六成认为高物价更多应归因于特朗普的政策，约七成希望国会对总统形成更有效的制约。这些回答说明，投票是对过去两年生活经验与政府行为的总体评价。特朗普可以说自己“不在选票”上，却无法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忘记白宫的政策。政府强调宏观指标改善，民众却感到自己在购物、加油站和房租上压力持续增大，两者之间的落差是共和党此次遭遇选票惩罚的深层原因。

　　还有两层原因。其一，特朗普在2024年扩大的选民联盟没有稳定下来。部分年轻人、拉美裔及独立选民当年相信他能够改善生活，如今对兑现程度不满，投票便重新流向民主党。他们未必因此认同民主党的全部主张，也可能只是希望有人约束行政当局，使总统在事关家庭开支和战争的决定上多听取不同意见。其二，共和党候选人承担了过度依赖总统个人声望的代价。特朗普能够吸引一些并非传统共和党的选民，这些选民未必会把支持自动转移给他提名的国会议员。部分候选人的争议、党内初选留下的裂痕，又扩大了这种落差。

　　选区重画也未能替共和党筑起可靠屏障。把支持者从优势极大的选区分散到邻近选区，理论上能增加胜算，但当全州民意同时向另一党移动，原本设计为微弱优势的多个选区便可能一起失守。这就是“杰利蝾螈”的反噬效应。艾奥瓦等地出现的成片翻转，就是典型案例，暴露了选区重画的脆弱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还赢下若干州的参议院席位，很多民主党候选人估计都没有预料自己可以当选。众院和参院同时转向，才使这次败选具有全国政治意义。

特朗普还剩什么牌？

　　新一届国会明年1月就任后，特朗普推动大规模减税、改变社会支出或以立法扩大行政权，都需要面对民主党多数。众议院能够举行听证，并审查政府预算；参议院能够拒绝争议较大的部长、驻外使节与联邦法官人选。那些过去可以交给本党国会多数处理的问题，将逐项变成谈判。每年的拨款尤其容易成为冲突焦点。民主党可以要求政府说明资金用途，尝试限制争议项目继续获得经费，特朗普则可以用否决权反击。双方若把各自的全部要求都放进必须通过的拨款文件，政府停摆风险便会上升。

　　多数党可以调查总统及高级官员，也可能推进弹劾。众议院通过弹劾条款后，参议院定罪仍需出席议员三分之二赞成。民主党仅凭本党票数无法达到这一门槛。调查更可能迫使政府公开决策依据，拖慢争议人事任命，并要求官员解释各种有争议的政策。总统能否维持官员队伍稳定，也将影响各部门政策落实。提名受阻时，白宫可能更多依赖现职官员或临时代理，却很难使长期任职的争议人选绕过参议院审查。

　　另一方面，总统依然掌握行政部门，可以在现行法律许可范围内决定执法、外交及政策执行的轻重缓急，也保有否决国会法案的权力。民主党没有凭简单多数推翻总统否决的能力。在对外经贸安排方面，国会将会不断质询并尝试附加限制，白宫仍主导谈判与具体执行。双方都能制造障碍，却很难单独完成整套政策。特朗普的后半任期仍有较大行政施政空间，府会冲突会使重要决定面临更长的谈判过程。

未来两年的僵局和斗争

　　府会分立通常使总统更需要协商，也可能诱使一位不愿让步的总统更加依赖行政手段。未来两年，白宫若调整关税和预算主张，减少对外军事冒险，把精力放回民生与产业，特朗普仍能在有限领域达成协议。民主党也必须提出可行的治理方案，只会调查和否决最终也会导致选民的不满。民主党已经控制了众议院多数，委员会调查将会持续推进，但立法仍须面对总统否决以及党内不同派别对拨款和贸易问题的分歧。

　　另一条道路更危险。若总统将国会阻挠一概视为对个人权威的挑战，频繁诉诸紧急权力，要求行政机关绕开拨款限制，或拒绝落实法院裁决，普通的府会争执就可能演变为宪制冲突。风险还在于执行命令的官员是否认定自己首先服从法律，以及州政府、法院和国会能否在压力下维持各自职责。

　　最近几年部分国家出现了宪政危机。韩国2024年的戒严风波表明，当总统试图借紧急权力限制议会活动，制度能否抵御冲击，要看议员能否行使职权以及军警如何执行命令。波兰最近围绕宪法法院法官任命和法院领导权的冲突，则表明相互否认合法性可能使司法程序成为政治争夺的一部分。美国与两国的宪制设计不同，却同样面临一个严肃问题，当党派竞争愈演愈烈的时候，某一方就可能会试图突破宪政边界，寻求政治冒险。

　　从美国既有争议看，紧急权力和行政机构的人事安排尤其值得持续观察。白宫可以提出扩大行政行动范围的法律解释，国会则能通过听证和拨款追问依据。真正严峻的情形，是行政机关在法院作出相反裁定后仍保持原有做法，随后又把国会监督描述为对国家安全的妨碍。每一次争执单独看来或许都有法律程序可走，但许多程序同时失效，政治危机就会加深。

　　更需警惕的是特朗普在未来两年借危机扩大权力，持续挑战法院与国会的明确决定，甚至干预2028年的选举和权力交接，比如：拒绝提供依法要求的信息，以临时任命长期绕开参议院，把紧急状态用于通常应由国会决定的支出。如果这种事越来越多，制度边界就可能被逐步推移。

　　美国联邦制给州政府留下自主空间，军队和联邦执法机构也有各自的法律约束，这些都增加了总统单方面改写政治秩序的难度。但制度是否有效，还要看任职者如何行动，总统完全有可能以模糊的方式挑战宪政边界。国会听证与传唤需要司法配合，行政部门可能援引保密或国家安全理由拒绝提供文件，法院随后须判断哪些理由成立。宪政危机更可能表现为一道命令、一项拨款和一份判决久拖不决，行政部门借时间差维持既成事实。

历史经验带来的启示

　　1994年，共和党在众院净增54席，最终以230席对民主党204席取得多数，同时夺得参议院，但克林顿仍在1996年赢得连任。2010年，共和党在众院净增64席，以242席对民主党193席取得多数，但奥巴马也在2012年获得连任。两次经历说明，中期选举的严重失利能够惩罚总统，却不自动决定下一届总统大选。经济状况、执政者的应变与对手能否提出令人信服的政策，仍会改变两年后民众的判断。

　　这两个历史案例的另一层启示，在于当时的总统在失败后作出了比较正确的政策选择。妥协和反思是必要的。他们并未消除党派对立，却在下一次大选时重新争取到了足够的选民支持。特朗普若把此次败选全部归咎于候选人，便会错过政策调整的窗口。

　　2026年的特殊之处在于，民主党即使在众院最终达到超过245席，它相对选前的席位增幅将会依然低于1994年的54席和2010年的64席，但同时夺取参议院，使共和党面临更全面的权力损失。总统失去参议院多数，涉及人事任命，这是更大的打击。1994年克林顿面对的同样是共和党控制两院，但当时美国经济状况较好。而现在美国面临的经济囧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解决，因此任何一位总统都很难实现连任。

　　克林顿与奥巴马的经历也给共和党留下一种可能。特朗普若在失利后调整政策，将经济成果重新放到优先位置，共和党候选人仍可能在2028年获胜。如果不进行彻底反思，共和党很难重新赢回此次流失的选民。政策转向无法抹去败选，却能决定下一位共和党候选人是否仍要为旧承诺付账。

　　（作者分别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