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兰高秋榕

　　10月以来，A股硬科技板块持续震荡。9月30日至10月16日，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由1530.01点回落至1358.65点，累计下跌11.2%。10月10日，证监会主席吴清主持资本市场相关座谈会，会上提出要发展壮大耐心资本，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同时加强跨境风险监测应对等。

　　一直以来，硬科技赛道研发周期漫长、资本投入巨大的特性，便持续考验着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的亏损包容机制。今年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688825.SH）登陆科创板，正是资本市场尊重长线研发价值的标志性样本。

　　不过，资本市场也充斥着“伪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炒作乱象。不少上市公司单纯依靠赛道题材推高估值，却缺乏真实的技术落地与实质产业价值。例如，多家企业宣布跨界布局热门新兴赛道，频频对外释放业务发展预期，借机蹭热点题材撬动股价，但核心合作合同接连终止，项目落地进度远不及对外披露的预期，最终因信息披露存在误导性陈述，遭到监管部门处罚。

　　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壁垒加剧、产业链重构叠加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抬升，国内新能源、汽车、电子制造企业加速出海。早期部分企业采用海外简易组装、转移低附加值工序的“洗产地”模式，如今该模式的红利逐步消退。中国企业全球化迎来转型节点，从产品简单出口，升级为产能、标准、品牌与服务一体化的深度本地化运营。

　　在此背景下，时代财经专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邵宇。

　　时代财经对话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邵宇向时代财经坦言：“资本市场需要建立清晰标尺，甄别真硬科技与概念炒作，完善适配长周期创新企业的资本制度；企业出海同样需要摆脱短期套利思维，构建可持续的全球化能力。”

　　甄别新质生产力，看真实交付与技术闭环

　　时代财经：您多次谈及新质生产力，以及“新质50”相关概念。在您看来，评判一家企业能不能称作新质生产力标杆，核心判断标准有哪些？

　　邵宇：生产力是我们改造世界的方式与工具。新质生产力披着新技术、新产品、新赛道的外壳，本质是依靠科技突破，实现生产效率的快速提升，是人类认知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全面升级与赋能。

　　表面看是技术、是产品，但落到企业层面，核心要看它能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拉高生产效率的力量，这才是企业追求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标。

　　时代财经：当前不少企业都贴上了新质生产力标签。我们该如何区分，一家企业是真正完成了生产力跃升，还是只是资本叙事造就的景气红利？比如股价、投资热度很高，但内核没有实质变化。

　　邵宇：这确实很难甄别。精明的企业家都会顺势抓住时代风口，对外宣称自己属于新质生产力赛道。我理解新质生产力完整的构成分为几个环节。首先是原创性的0到1技术突破，比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脑科学，都属于这类底层创新。技术突破之后，要转化为普通人能够接触、使用的实体产品，再进一步发展成完整产业。

　　例如，人工智能本身很抽象，但AI智能体、大语言模型就是落地的产品。有了产品和产业赛道之后，还需要配套更新基础设施。技术、产品、产业、基础设施，几者形成闭环，再反过来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实实在在提升效率，这才是完整的新质生产力。这套闭环运转起来，会带动整条产业链迭代，甚至对全球化格局产生影响，这才是它的核心内核。

　　时代财经：不少硬科技企业账面利润看着亮眼，很大一部分却是股权投资浮盈，并非主业经营所得。站在投资者角度，要怎么衡量企业的技术到底完成了多少商业化转化，如何判断真实的技术转化率？

　　邵宇：关键就在于，宏大故事能不能一步步落地交付。如果永远只停留在叙事层面，无法兑现，那就只是概念。拿SpaceX来举例：一开始反复试验，火箭一次次爆炸，直到实现火箭可重复回收，完成第一个关键技术交付；再把大量卫星发射入轨，星链真正投入商用。外界总觉得马斯克是在“画大饼”，但很多成果即便会延期，最终还是会交付出来。

　　这给了我们一个评判思路：企业拿了融资、汇集各类资源之后，能不能交出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的里程碑。这些里程碑，有的是技术层面突破，有的是商业化落地，有的是场景应用，也包括最终实现盈利、给投资者带来回报。

　　时代财经：国内庞大的传统制造业，如果完成AI、数字化改造，会是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基本盘。但现实中很多传统制造企业推进AI数字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造成落地难，到底是回本周期太长企业难以承受，还是组织架构掣肘，亦或是地方考核导向带来的影响？

　　邵宇：目前新质生产力企业在整体产业规模里占比还不到20%，但这是产业变革的动力源头。剩下80%都是体量庞大的传统产业。要用20%的新兴技术力量，去赋能80%的传统产业。即我们常说的“AI+”，测算下来，AI会在金融、制造、物流、汽车等八大重点行业，带来十万亿级别的效率提升与产出增量。

　　既然收益这么明确，为什么很多企业推进落地还是困难重重？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AI会带来岗位替代效应。工厂自动化、AI编程，会减少一部分一线操作工、程序员岗位，不一定是直接裁员，但企业会减少新岗位招聘。这种社会层面的冲击，单靠企业很难消化，需要政府和社会配套政策做平衡。

　　第二，很多企业对AI的运用还停留在浅层。只是拿大模型做PPT、写文案，当作简单对话辅助工具，只是提升单点工作便利，没有带来组织和生产模式的革命性改变。

　　更深一层思考是：AI时代有没有原生的商业组织？移动互联网时代诞生了淘宝、微信这类过去完全不存在的业态。那AI时代的原生形态，会不会是大量智能体组成的全新商业模式？

　　现在出现了OPC也就是“一人公司”的探索。我自己也在实践，依托专属智能体，调度多组AI智能体，分别负责数据分析、内容演讲、全网分发传播。

　　硬科技呼唤耐心资本，亏损容忍度需市场博弈

　　时代财经：硬科技赛道重研发、回报周期漫长，前期资本投入巨大。像长鑫科技，背后有合肥地方国资的耐心培育。但大量缺少地方国资加持的民营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之后，就要直面短期盈利考核，承受来自投资人的业绩压力。从宏观制度到市场投资心态，我们该设置怎样合理的容忍度，看待硬科技企业上市前后的长期亏损？

　　邵宇：这里本身就存在现实矛盾。高科技企业前期持续亏损，是中小投资者很难承受的，这个阶段往往需要国有资本、大型机构资本，也包括一部分优质私人资本进场托举。

　　长鑫科技是很典型的案例。最开始合肥地方国资率先入局，企业拿出可落地、性价比达标的研发成果后，国家大基金、央企陆续跟进，之后风投等民间资本也参与进来。中间还有很关键的一环：商业银行通过设立AIC资产管理子公司参与投资。商业银行原本用储户资金，不能做高风险股权投资，但使用自有资本金设立的AIC机构，在接续投资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经过这一层层资本接力，企业实现量产，哪怕还没有盈利，但已经产出成品、拿到真实销售订单，就可以通过科创板IPO面向公众市场融资。赶上人工智能存储行业的上行周期，企业实现扭亏，过去多年的亏损一次性填平，二级市场普通投资者也能分享红利。当然，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的成功样本，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复制。

　　也有不少科技企业上市之后股价大幅回落。上市之后，一切报表全部透明，订单质量如何，产品是仅限科研试用，还是真正实现商用交付？全部都会被审视。虚高的估值自然会面临调整。

　　所以关于亏损容忍度，本质上应当交给市场博弈，由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共同完成定价。但现实中个人投资者处于信息弱势，这就要求监管机构在企业发行上市阶段，承担好“守门人”的角色。

　　时代财经：从制度角度来看，在监管层面，您认为还有哪些可以细化优化的具体举措？

　　邵宇：可以优化的方向不少，核心落脚在投资者保护、信息披露、新股首发定价这几块。现在不少新股上市首日估值被炒得很高，后续持续下跌，投资者体验很差。

　　技术层面有不少机制可以调整，比如优化回拨机制。新股上市初期流通股权占比低，很容易推高价格，可以适当增加上市初期可交易股份供给，平抑首日价格波动。同时要压实信息披露，目前针对虚假上市的打击已经非常严格，还要继续坚持，守住中小投资者的基本权益。

　　除此之外，投资者教育和引导同样重要。A股市场历来有炒新、炒小、炒概念的习惯，一沾上“新质”的概念就容易情绪狂热。但投资还是要回归基本面，要看收入质量、真实研发投向，业绩增速能不能匹配估值。

　　提醒中小投资者，新股上市如果估值已经炒得过高，就不要盲目追高，可以对比同行业企业市盈率，明显脱离行业合理区间就要保持谨慎。市场追涨杀跌的行为，很容易造成实际亏损。

　　时代财经：中小投资者热衷于炒概念，背后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客观现实因素，造就了这样的投资行为模式？

　　邵宇：这是资本市场一个很现实的矛盾。科技产业本身理应是慢牛，技术投入大、价值兑现周期长。但A股市场散户占比达到85%，不少散户抱着一夜暴富的期待。投资本身是反人性的，要克服贪婪与恐惧，普通人很难做到，也就容易出现追涨杀跌。

　　在和机构的博弈当中，普通散户信息获取、研判能力都处于劣势，很容易成为被收割的一方。不少人看短视频学到碎片化内容就直接下场炒股，风险非常大。反观机构主导的市场，机构有完整的信息研究体系，交易行为会更理性，对长期投资回报、产业兑现周期的包容度也更高。

　　“洗产地”式出海难以为继，需告别简单组装代工模式

　　时代财经：当下芯片、新能源汽车企业纷纷赴东南亚建厂，比如胜宏科技、比亚迪、奇瑞等。这一波国内企业出海，是主动响应全球化升级，还是被动规避贸易壁垒？

　　邵宇：两种因素同时存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国企业海外制造的规模明显抬升，一部分出海属于被动应对，通过海外绿地投资、本土化建厂，应对贸易壁垒。但更值得看重的是主动全球化诉求。

　　中国目前大多还只是中小型跨国公司，缺少真正实现高度本地化、全球营收布局的超级企业。想要诞生大市值、能够让普通投资者共享收益的标杆公司，就必须完成全球化跃迁。

　　中国企业要走完完整进阶路径：从“Me too”（仿制跟随），到“Me better”（性价比优化），再到“Best in class”（品质一流）、“First in class”（首创引领），最终抵达“Me-globalization”（我的全球化）。在全球配置产能、研发、资源，成长为真正的标杆跨国企业，这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最终走向。

　　时代财经：我们不少产品最终要销往欧美，但如今欧美正在强化针对东南亚产地的原产地溯源、资质查验。眼下这种模式的套利空间已经在不断被压缩。站在当下这个节点来看，如果仅仅是把低附加值的组装环节放到东南亚国家，您觉得这类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邵宇：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即“阳澄湖过水蟹”式的洗产地模式：产品95%的价值来自中国，仅在当地完成5%的简单组装，换取当地原产地身份，以此规避关税。欧美也看得很明白，会仔细核算你的转口成分占比，那照样会被加征关税，人家看的是产品实际的增加值构成。

　　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套利，我们其实并不主张这么做。我的建议是，可以把一部分有适当附加值的环节外包到当地生产。很多地方要求本地增值达到一半，才会认定是本土产品。但就算做到本地增值一半也没关系，我们手里还攥着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可以向外分享部分附加值和供应链，但也要区分不同产品、不同地区来看。我们现在合作的重点主要还是南南国家，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不如中国，想完整输出一整套供应链根本落地不了，缺基础设施、缺专业人才、缺高级技工，港口这类配套设施也跟不上。

　　这种情况下，比较可行的方式，就是把国内成熟的产业园成建制搬过去，先在园区内部完成配套建设，我们做产业园是很有经验的。但光建园区还不够，后续还要吸纳周边本地的资源和人员参与进来，形成共融共生的局面，让当地社会看到项目实实在在带来的好处，他们才会真正接纳你，这就是面向南南国家的合作思路。

　　如果是面对发达国家，情况就要微妙得多，主要绕不开两件事：环境标准和科技壁垒。环境标准这块我们其实问题不大，拿新能源汽车来说，环保指标我们是达标的。但我们的产品会冲击对方传统燃油车的固有利益蛋糕，容易引发贸易战。所以可能要适当上调新能源车的售价，至少做到和当地同级燃油车价位接近，实现相对公平的竞争，给对方留一部分市场空间。

　　技术层面，核心的竞争技术，很难向外转移供应链。真正的优质供应链，像可控核聚变、核能、高端芯片这类顶尖技术，生产环节就必须留在本土，也不要想着外迁到别的国家，当地也不会允许。

　　这本身就是精细化管理，也是企业掌控全球化的核心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政府、监管方其实都在同步成长，要灵活适配各个国家的规则，让自身的治理模式能够和当地体系兼容打通，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全球化。

　　时代财经：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它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价格吗？

　　邵宇：准确来说是高性价比，但低价只是敲门砖。售后体系、电池回收、充电基建、数据合规、零配件供应链、品牌运营，才决定企业能不能长期扎根海外。只有补齐整套能力，企业才能完成向“First-in-class”、“Me-globalization”的跨越。

　　时代财经：我们该用哪些标准，衡量一家企业出海的真实成效？

　　邵宇：可以看三个核心标尺。第一，本土品牌认知度：不再只有“中国价格”标签，获得当地对品质与品牌的认可；第二，海外盈利质量：海外业务的毛利率、净利率水平，摆脱国内内卷式低价；第三，可持续回报能力：稳定业务增长、全球供应链快速响应、持续获得财务与品牌双重收益。同时满足三点，才是中国式全球化的优秀样本。

　　摒弃效率优先，搭建数据备份、劳工法务、资产保全预案

　　时代财经：您之前提出过全球化4.0的分析框架，它不只是简单输出产品，更包含产能、标准与品牌的对外输出。站在当下，您认为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最大宏观阻碍是什么？

　　邵宇：放到宏观层面，现在我们贸易顺差规模很大，那我们还要继续给企业出口补贴吗？就拿出口退税来说，虽说这是全球通行的制度，但如今出口体量已经这么大，如果去掉这部分支持，企业还能不能盈利？

　　再说汇率，就应该维持1美元兑6.7元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吗？在我看来，人民币其实是被明显低估的，理想状态甚至可以到1:5。那如果人民币升值，是不是我们产品就失去竞争力了？这当然会对企业形成考验，但这一关我们早晚要闯过去。

　　我们不能永远只依靠性价比打天下，得靠企业端的研发、创新、服务和品牌去赚取更高利润，真正打破内卷。宏观上就要配套调整出口相关政策、汇率定价机制，让企业在竞争力不受损伤的前提下，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时代财经：国内企业落地海外，企业自身普遍存在哪些短板？

　　邵宇：最大问题就是直接把国内经营模式照搬到海外，忽视当地文化、合规、供应链差异。部分企业选择抱团入驻海外工业园区，但终究要走出园区，完成跨文化、跨制度的深度融合。

　　真正的本土化，不是简单输出产品，而是尊重当地法规、风俗、数据主权，做出当地人愿意接纳的品牌，而不是一个外来舶来品。就像肯德基进入中国，会开发适配本土的早餐产品。跨文化、跨制度的适配能力，这是中国出海企业必须补齐的功课。

　　时代财经：当下出海企业要面对不少不确定性。站在企业的角度，出海过程中该如何做好风险防护？例如，市场上虽然有对应的出海保险产品，但并非在所有国家都能拿到充足的投保额度，这又该怎么应对？

　　邵宇：海外投资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部分国家政党轮替就会改变对华态度，极端情形下资产甚至面临国有化风险。首先要认清，海外本身就是高风险环境。我们长期身处稳定环境，对海外风险的耐受度其实不高。

　　但不能因惧怕风险就放弃出海。技术类企业担心政策变数，可以和当地资本合资，股权、投票权都可以灵活设计。尽量绑定本土合作伙伴，企业之间也可以抱团，和当地不同派系保持沟通，多数国家终究还是要做生意。

　　此外，要善用出口保险与国家支持，更要备好业务“备胎”方案，风险来临时具备转移产能、业务的能力，看重灵活性与韧性。成熟跨国公司都会配置全球安保、数据备份，以及处理劳工、法务纠纷的团队。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经验尚有欠缺，做好海外的资产保全很重要。

　　过去出海很多企业追求效率优先、一锤子落地，现在环境动荡，这套已经行不通。好比中东一旦爆发冲突，迪拜中转受阻，就要快速转向土耳其、埃及，航线、资金、结算都要同步调整。风险防控会抬高成本。

　　时代财经：大量中国企业在和南南国家开展合作，国内工厂扎堆涌向部分国家，会不会在当地重演内卷，出现资源争夺、打价格战这类现象？

　　邵宇：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出现了，大多是行业巨头、寡头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于出海企业要学会抱团。在海外，得有链主企业充当“航母”，带着上下游“舰队”一起走。这就对企业提出考验，不要把国内内卷的那套习惯带到海外。不然跑到国外，依旧是中国人跟中国人互相厮杀，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就需要行业龙头带头做好示范。

　　另外，布局南南国家还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可以输出和国内存在代际差距的技术与供应链，但首创技术、核心设备、重点创新实验室，还是要留在国内。向外输出存在代差的技术，让当地合作方也能分到收益，同时守住我们自身的核心创新能力，这是完全可行的。

　　时代财经：产业迭代离不开终端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下的市场反馈。如果我们大量核心产品都销往海外，那国内推进产业升级迭代时，会不会因此缺少本土的试验场景与用户反馈？

　　邵宇：倒不至于。说实话，现阶段真正实现大部分营收来自海外的中国跨国公司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企业还是先在国内打磨产品。就算以后业务大规模走向海外，不同文化下的需求差异，靠数字技术也能解决。

　　只要建立起市场敏感度、快速响应和灵活决策的机制，这个问题就不用过度担心。真正的卡点不在距离，而在于总部能不能对各地的需求保持足够敏感，做到快速响应。

　　时代财经：您鼓励企业都勇敢出海吗？

　　邵宇：不是全部企业都适合出海。优先是有能力、有充分准备的链主企业带头走出去，再带动配套产业链企业，共同搭建海外网络与标准。

（文章来源：时代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