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你收到一封公司的邮件：从明年1月起，每月加薪两千元。现在才10月，银行卡里的余额没有变化，你却已经打开租房软件，想看看能否搬到离公司近一点的地方。每天挤地铁的时间，也许终于可以省下来。到了明年1月，第一笔加薪后的工资到账，你当然高兴，但未必会再次提高生活预算。新增的收入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你算进去了。

　　钱还没到账，消费计划已经改变；等钱真的到账，你的反应反而可能小了。这个日常现象，是新晋诺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E.霍尔研究消费决策时关注的问题之一。

　　10月12日，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理由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这个略显拗口的表述，与普通家庭如何安排开销有直接关系。政府希望刺激消费，就得先弄清楚，人们究竟在什么时候、根据什么改变花钱计划？

　　奖金可以花一次，房租却要每月付

　　先来比较两件事。公司临时发放12000元奖金，与此后每月固定加薪1000元，首年增加的收入相同，家庭的反应却可能不同。一笔奖金足以支持一次旅行；持续加薪则可能让人愿意承担更高的房租。房租每个月都要支付，仅靠一次奖金，很难一直负担下去。

　　收入会有起伏，而人们通常仍希望日子过得相对平稳。发奖金时存下一部分，收入减少时动用积蓄，都是在今天和未来之间调配资源。经济学将这种安排称为“消费平滑”。

　　这条思路在霍尔之前已经存在。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生命周期理论，弗里德曼提出永久收入理论，都是把消费放进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理解。而霍尔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追问：如果消费者已经把可预见的未来纳入计划，研究者还能用哪些信息预测他们下一步的消费？

　　回到那封加薪的邮件。假定你相信公司会兑现承诺，手上也有积蓄，那么现在就可以重新安排生活。明年1月多出来的2000元，只是先前承诺的兑现，同一条消息不会让你再次增加预算。而如果11月突然传来另一个消息：公司经营遇到困难，加薪取消了。你可能立即暂停搬家的计划，减少接下来几个月的支出。此时让计划发生变化的，是原先没有料到的情况。

　　从生活经验到可检验的理论

　　这些假设情境帮助我们理解霍尔的推理。1978年，他发表论文，将“理性预期”引入“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框架，推导出一个可以检验的结论：如果人们已经把知道的事情纳入了预算，那么，早就知道的加薪就不会在到账时再让他们多花一笔钱。今天能够预测的消息，理论上早就应该反映在今天的消费里了。接下来会怎样调整开销，主要取决于又遇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事。这个结论通常被称为消费的“随机游走”（random walk）假说。

　　比如，你已经根据加薪通知，把每月的生活预算从5000元提高到6000元。接下来你还会不会调整预算呢？也许公司突然取消加薪，你得收紧开销；也许又有一笔意外收入，你可以稍微宽裕一些。这些消息尚未发生，别人仅凭那张已经被你算进预算的加薪通知，很难判断你下一次会多花还是少花。消费就这样随着新消息一步步调整，这便是“随机游走”的意思。“随机”指的是下一步变化难以提前猜中，并不意味着人们花钱毫无计划。

　　这里的“理性预期”并不要求人人都能预知未来。模型要求的是，人们利用已有信息形成判断，避免那些可以反复预见的系统性错误。

　　霍尔的贡献由此超出了生活经验的总结。他给了研究者一种检验理论的办法。研究者无法直接观察家庭对未来收入的判断，却可以拿出收入与消费数据，检查过去已知的信息能否继续预测后来的消费变化。

　　他本人使用战后美国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并不完全符合模型：实际可支配收入没有提供额外的预测能力，股票价格指标却表现出了预测能力。过去的收入信息无法帮助预测消费变化，符合霍尔的推断；股价信息却仍有预测作用，说明人们调整消费的过程，比他的模型描述的更复杂。

　　家庭的账本怎样影响宏观经济

　　霍尔的研究与政府的经济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设你一直想买辆车，却因为贷款利息太高，打算再攒一年钱。如果降息传导到车贷，每月的还款减少了，你可能决定提前买车。而如果许多家庭提前买车，汽车销售公司的订单就会上升。消费是总需求的一部分，一户户家庭对未来的判断，由此影响眼下企业收到多少生意。

　　企业又会怎样回应这些变化呢？想象一家餐馆，菜单刚印好，团购套餐也已上线，短期内不方便全面改价。客人多起来，它可能先延长营业时间、增加排班。等到调整菜单时，老板还要估计未来几个月的食材和人工成本。如果预计这些成本继续上涨，今天的新价格就可能定得更高。企业无法随时调整价格，又必须考虑未来，需求变化便会同时牵动产出、就业与通胀。

　　这条链条连接着此次共同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霍尔的消费研究为分析家庭怎样安排跨期支出提供了重要基础；伍德福德则系统研究了如何把前瞻性支出、企业定价与利率政策放进同一框架。央行要判断一次降息会增加多少需求、带来多大物价压力，需要了解这些具体行为。

　　政策的作用还可能早于正式实施。假如政府3月宣布7月减税，一些家庭会在3月就调整预算。央行如果可信地表明未来利率将维持较低水平，也可能在今天就影响较长期的借款成本和支出决定。

　　因此，政策评估不能只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消费数据。若把7月当作减税的起点，此前的反应可能被漏掉；反过来，7月消费上升，也可能有就业改善等其他原因。决策者需要追踪政策何时被公众知晓、消息有多出人意料，并估计没有这项政策时消费原本会怎样变化。否则，提前发生的效果可能被忽略，同期发生的变化也可能被错算到政策头上。

　　总之，从加薪通知到利率决定，宏观政策最终都要经过家庭和企业的判断。这些判断影响消费和订单，继而影响生产与定价。此次授奖理由强调的“微观基础”，就是要把这些环节认真放进分析之中。看懂那张家庭账本，才能更准确地判断，一次减税或降息会怎样改变眼下的生活与生意。

　　（作者王翔为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