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行，主题为“2026中国与世界经济回顾和展望——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鞠建东发表演讲，提出以人民币国债国际化实现中国经济三重再平衡的分析框架与政策方案。鞠建东指出，三类矛盾相互关联、彼此强化，由中央政府对外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是同时实现三重再平衡的政策工具。

　　具体来看，中国经济面临三类结构性矛盾。首先是制造业外部结构性矛盾——制造业顺差规模较大，并且仍在继续扩大。202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达735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约为1.2万亿美元，近期仍在继续扩大。

　　其次为中国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国内需求不足，不能充分吸收制造业供给。中国正在从工业化社会向福利社会转型，但低收入家庭的养老和基本服务保障尚未充分建立，居民消费仍然不足。房地产下行进一步压低国内需求，更多制造业产品需要通过出口寻找市场。2025年，中国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加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为56.9%，在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美国为85.27%，日本72.72%，德国75.71%，巴西82.57%，印度67.44%。以养老保险为例，2024年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为249.4元。鞠建东测算，如将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提高到1000元（约为2024年的四倍），所需基金缺口为1.59万亿元。

　　此外还有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性矛盾。中央仍有财政空间，地方财政和债务约束更加突出。地方财政长期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债务融资。房地产下行后，2025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1518亿元，比上年下降14.7%，地方政府更多依靠债务展期和借新还旧维持运行。与此同时，2024年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25.6%，明显低于日本的200.9%、美国的102.7%、英国的100.7%和德国的44.0%，中央政府仍保有可观的举债余地。

　　然而，传统外部调整路径难以化解上述矛盾。鞠建东指出，如果依靠人民币升值或贸易措施缩小顺差，出口竞争力将随之下降，制造业就业承压，顺差调整效果存在不确定性，结构性顺差未必因此消失。

　　针对如何实现中国国际资产/负债的再平衡问题，鞠建东表示，一种方法是中国降低1.2万亿美元的对外资产（对应1.2万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其方法就是抛售1.2万亿美元对外资产（主要是美债），但是抛售美债会冲击全球美债市场。另一种方法是中国不抛售持有的外（美）债，但是发行10万亿人民币计价国债，使得中国对外债务增加10万亿人民币，从而实现中国国际资产/负债的再平衡。

　　10万亿元对外发行的国债收入可以分三个方面支出。2万亿元用来提高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至1000元；4万亿元用来置换地方政府（新增）债务，即用国债收入购买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用债务收入，增加地方政府投资；4万亿用来新增中央政府投资。

　　鞠建东进一步指出，2万亿提高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4万亿增加地方政府投资，增加了地方投资需求；中央政府的4万亿可以投资到AI、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增加中央政府的投资需求。这三个方面的新增需求大幅提高国内总需求，实现宏观经济供需结构的再平衡。

　　此外，用4万亿国债置换地方债，用良好的中央财政空间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支持地方财政支出，推动地方政府投资，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再平衡。

　　“对外发行10万亿人民币国债还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为全球提供安全资产。目前全球安全资产（40万亿的美债）已经几乎到达美债发行的上限。人民币国债的国际化，正当其时。”鞠建东说道。

　　鞠建东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涉及长期结构性改革，阻力和难度很大。很难找到一项政策，能同时兼顾中外、城乡、中央与地方，而人民币国债国际化恰恰是兼顾各方利益，近似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政策举措。

（文章来源：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