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迎来历史性一刻。长鑫科技（688825.SH）挂牌上市，收盘较发行价暴涨465.82%，市值突破3.28万亿元，成为A股“市值一哥”。合肥市区两级国资体系穿透合计持股约36.79%，对应持股市值超过1.2万亿元——这笔账面浮盈相当于合肥市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7亿元的12倍。

　　紧接着，国仪公司在科创板上市。至此，合肥今年已有三家企业登陆科创板。不仅如此，从京东方到蔚来汽车再到长鑫科技，过去五年合肥GDP连续跨越1.2万亿、1.3万亿、1.4万亿三个千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7%。

　　从20年前GDP仅1000亿元的内陆三线小城，到2025年GDP破1.4万亿元、常住人口超千万的科创高地，合肥靠的不是运气豪赌，而是一套“逆周期重仓、长期主义陪跑、产业链深耕、制度化容错”的硬核理念。这份理念，藏在京东方、蔚来汽车、长鑫科技三大经典案例里，也藏在合肥崛起的“芯屏汽合”“急终生智”的八大产业地标里，“合肥模式”也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合肥为何能够在20年间获得如此巨大的增长？“合肥模式”背后的投资底层逻辑是什么？本期商业案例，《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采访业内人士，解析合肥的三个经典投资项目——引入京东方、纾困蔚来汽车、孵化长鑫科技，还原合肥产业投资模式的演进路径和制胜秘诀。

　　“芯屏汽合”背后：合肥模式的三大经典战役

　　如果把长鑫科技的上市看作合肥发展的一个高潮，那这幕大戏的真正开场，要追溯到二十年前。当时的合肥，起点并非半导体或新能源汽车，而是家电。

　　2005年，合肥确立“工业立市”战略。作为全国重要的家电制造基地，美菱、荣事达、海尔、美的、格力在此聚集。但家电产业面临致命短板——“缺芯少屏”，液晶显示屏长期依赖进口，面板成本被日韩企业层层压榨。

　　2008年，合肥做出震动业内的重大决策：拿出当年财政收入近四成（约60亿元）引入当时亏损超10亿元的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

　　彼时，合肥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元。如果要吃下这个总投资175亿元的大项目，全市都可能要做好发不了工资的准备。

　　但合肥接了。除资金支持外，合肥花6个月建好了一座110千伏变电站，用以解决京东方的用电问题 。合肥还给京东方提供土地、能源和财政补贴，连续三年每年安排1.5亿元贷款贴息。

　　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后来解释为何选择合肥，提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做事“实在”，从市级领导到开发区都在研究企业还缺什么。

　　此后，从2008年洽谈六代线到后续8.5代线、10.5代线，京东方在合肥累计投资445亿元，前两条线盈利已超225亿元。京东方的落地带动上下游上百家企业集聚，形成千亿元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而合肥国资有序减持京东方股份，完整收回全部本金并获得丰厚收益——回笼的资金，继续投入下一个项目。

　　“屏”的问题解决了，“芯”的问题又浮出水面——芯片仍需进口。沿着产业链向上，合肥开始布局半导体，也就有了长鑫科技的故事。

　　在长鑫科技的招股书里，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2016年，朱一明背着一份DRAM芯片产业化计划书，跑遍了半个中国，结果是几乎每个城市都以“风险过高”而婉拒。

　　原因很简单，当时朱一明想做的事情，是虎口夺食，难度高企。彼时，中国芯片自给率几乎为零，每年要为进口芯片花掉超过2000亿美元。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外资企业牢牢把持着这块市场。朱一明想造出一座中国自己的DRAM工厂，光第一期投入就要180亿元。

　　但合肥还是接了。2016年5月6日，双方达成战略合作。一期总投资180亿元：合肥产投集团出资144亿元，占股80%。从数据可以直观感受到合肥政府承受的压力：2016年合肥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614亿元，这笔投入接近全市全年财力的四分之一。

　　此后，长鑫科技连续亏损了近十年，累计亏损超过366亿元。

　　换成任何一个市场化资本，可能早就撤了。但合肥国资没有撤，因为它算的不是三五年就要回本的账，而是一笔要押上整整一代人耐心的账本。

　　在长达十年的过程中，合肥不仅为长鑫科技四处筹钱，还提供了人才引进等“保姆式”服务。同时投资千亿元，打造集晶圆制造基地、配套产业园于一体的存储产业集群。

　　直到2026年一季度，伴随AI带动算力需求的爆发，长鑫科技终于迎来了存储芯片的超级行情，实现营收508亿元、净利润248亿元，单季利润把过去多年积累的窟窿几乎一次性填平。

　　而IPO当天，合肥国资通过清辉集电、长鑫集成、合肥集鑫等多个平台合计持股约36.79%，对应约221.38亿股，持股市值超过1.2万亿元。

　　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南通大学长三角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何建华看来，长鑫科技的成长背后，是“懂行的企业家”与“敢投的政府”形成的组合。政府解决资本和发展空间问题，企业家负责技术路线和市场竞争，双方通过股权关系形成更深层次的利益绑定。

　　投资长鑫科技后四年，合肥再次抓住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风口。

　　2019年，蔚来持续巨亏，全年亏损超110亿元，资金链紧张，美股股价最低逼近1美元退市红线。创始人李斌奔赴全国十几座城市寻求大额战略融资，大多数城市考虑各自情况后审慎拒绝。而合肥牵头三家战略投资者向蔚来中国投资70亿元。

　　整个流程节奏很快：2020年2月25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2020年4月29日，正式签约。从初次深度谈判到敲定投资仅65天。

　　合肥看中的是蔚来的产业生态价值。当时合肥已有江淮汽车的产业基础，立志打造新能源汽车完整产业链，急需一家高端新能源龙头充当“链主”企业。合肥研判：蔚来不是技术崩盘，只是短期现金流危机，三电技术、品牌、用户体系具备长期价值。

　　70亿元的资金，既是“救命钱”，更是“锚定钱”。合肥拿到的不仅是股权，还有蔚来一整套包括产能返投、销量目标、供应链本地化在内的承诺。

　　2020年下半年，蔚来汽车交付量持续增长，关键财务指标大幅改善，到2020年年底，现金储备达到425亿元，彻底走出低谷。

　　而合肥国资累计套现超100亿元，全额收回70亿元本金，并实现盈利，至今仍然保留部分蔚来中国股权持续绑定产业。

　　合肥模式也应运而生和火遍全国。

　　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告诉记者，合肥（模式）真正的内核，是国资平台作为“产业链接器”，把资本、技术、供应链、土地、政策、人才等要素，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方向进行有组织的配置和绑定。它的投资动作，本质上是在“组织一个产业集群的形成”，而不是“买一家公司的股权”。

　　“这个内核决定了合肥模式的几个鲜明特点：一是深度捆绑，二是全链思维，三是周期耐心，四是风险可控。”李志起说。

　　何建华也认为，合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地方政府从过去偏重土地等要素资源配置，转向成为产业发展的长期资本提供者和生态组织者。

　　并非“豪赌”：合肥模式成功的深层逻辑

　　三个故事，三种阶段，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合肥模式”拼图。在外界看来，合肥很幸运，三次豪赌和逆势投资，让合肥站上时代的风口。其实，合肥的投资决策背后，有一套相当成熟的机制和投资系统。

　　李志起向记者指出，合肥模式不能简化为“最牛风投”或“政府豪赌”，其核心是“国资引领、以投带引、全链培育、长期主义”。他认为，首先，合肥的国资平台不是简单给钱，而是在投资前就完成了深度的产业研判，锁定与本地既有产业基础高度契合的赛道；其次，投资协议本身是一套“双向对赌”机制，要求企业把总部、研发、核心产能等关键环节落在合肥，对产值、税收、后续投入都有明确的约束性安排；再次，国资坚持“阶段性持股”，不以永久控制为目标，通过上市、协议转让等方式有序退出，资金再滚动投入下一批项目；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围绕龙头企业迅速形成供应链的物理集聚，使企业一旦扎根，面临的迁移成本极高，形成所谓“沉没成本护城河”。

　　“赛道选择的专业性与定力，投资决策的专业化机制，制度性容错与利益绑定，资本循环的自我造血能力共同成就了合肥模式。”李志起说，政府可以成为产业的“战略合伙人”，但必须用市场化的工具、专业化的团队和制度化的容错来兑现这个角色，而不是简单地用行政命令去配置资源。

　　合肥核心的成功密码，首先是超越短期政绩的战略定力。从2005年“工业立市”战略至今，合肥产业方向从未因领导换届而动摇。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尹稚见证了这一过程：产业环境塑造是个“慢变量”，而干部5年任期考评是个“快变量”。但是这十几年来合肥规划的导向没变过。合肥搞城市建设、搞规划的干部至少四代人了，足以见证合肥战略规划的稳定。

　　其次是“懂行”的政府队伍的打造。合肥从市领导到基层招商人员，都在深入学习研究产业投融资政策、行业发展报告、上市企业招股说明书。他们从传统的“审批者”变成了懂行的“服务者”。

　　很多人说合肥是赌赢的，其实不是，它是长期学习和干部素质、国资平台素质、智库网络素质不断升级的结果。

　　2020年投资蔚来时，合肥国资仅用65天就完成了全方位的尽职调查。合肥建投董事长李宏卓拆解过当时的决策过程：四条线同步推进——专业团队做技术研判、自身紧盯国家政策导向、委托机构做法务财务尽调、自身跟企业进行商务谈判。这分明是一家专业PE的标准操作流程。

　　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则用14个字总结了合肥招商模式：尊重规律、尊重人才、敢于雪中送炭。“合肥擅长招链主型企业，一旦链主落户，配套企业自然随之而来，招商效率极高。”他说。

　　除了战略定力和队伍打造，制度化的容错机制铸就了“耐心资本”的炼成，截至2025年年底，合肥国资累计滚动投入国有资本金超22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投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并带动了超8400亿元的项目投资。

　　2014年，合肥就在全国较早提出了“尽职免责、宽容失败”的概念，明确天使投资基金容错率为30%，2021年提高到40%，2022年种子基金容错率进一步提高至50%。安徽省种子基金的条款更直接：允许亏损范围内的正常投资亏损按尽职免责处理。这给了一线投资人员极大的安全感。

　　2024年，安徽省进一步细化了投资的容错机制。2026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出台《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创投类基金存续期可延至20年，考评不唯盈利论，不以单个项目或单一年度盈亏为依据。

　　所以，合肥的干部敢在企业的“至暗时刻”拍板投资，不仅是因为个人有多大魄力，而是制度告诉他：按规矩办，亏了也不会秋后算账。

　　容错、免责、长周期、不追责——这四个东西叠在一起，才成就了真正的耐心资本。

　　也正因此，“十四五”期间，合肥国资累计完成项目投资超4300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超45%。

　　此外，合肥的投资逻辑不是“投企业”，而是“做产业”。

　　合肥遵循“引入一个链主、集聚一批配套、形成一个产业集群”的产业逻辑。从京东方到长鑫科技，再到蔚来，合肥押注的并非某一家企业，而是政策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何建华将其概括为“顺着国家产业方向下注”：显示国产化、存储国产化、新能源汽车发展，这些项目背后都有明确的产业趋势和现实需求。

　　京东方落地后，合肥围绕其上下游引进驱动芯片、基板玻璃、偏光片等配套企业超百家。长鑫科技落地后，合肥集聚存储上下游配套企业超450家，合肥集成电路产业链产值从2016年的约180亿元飙升至2025年的超千亿元。蔚来落地后，比亚迪、大众等龙头及配套企业先后进驻，2025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7万辆，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

　　对此，尹稚说得很形象：长鑫科技不应该算是投出来的，应当是在一块合适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养过鱼的人都知道，养鱼要先养水。如果说从当年中科大落户合肥开始算，这都50多年、快60年了。合肥的成功在于跑通了整个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共同建设的路。

　　光环之下：合肥模式能否复制？

　　随着长鑫科技的上市，合肥模式再次被推上神坛。但理性的观察者深知，任何模式都有其适用边界。

　　合肥模式的优势和成就“肉眼可见”。合肥GDP从2012年的4168亿元猛增至2025年的1.42万亿元，其打造了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三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实现了区域的跨越式发展。

　　在国资回报方面，目前，京东方、蔚来项目获得收益均超百亿元，长鑫科技上市后浮盈超万亿元。合肥国资形成了“投入→落地→增值→退出→再投”的良性循环。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城市治理理念的转型。尹稚认为，通过走这条路，地方政府从一个简单的“审批者”变成了懂行的“服务者”。越来越多的人懂科技路线，就不会被各种所谓假“风口”忽悠。

　　然而，光环之下亦有隐忧。

　　业内人士认为，合肥模式也存在依赖主政者眼光、高杠杆、产业周期、退出机制依赖资本市场、地方竞争可能引发内卷等潜在风险。而且合肥模式也并非无往不胜，熔安动力、合肥赛维、鑫昊等离子等一批项目的失利，同样是合肥投资史上的真实案例。

　　可以说，合肥的成功，是特殊条件长期累积的结果，本身属于小概率事件。它拥有长三角的区位、深厚的科教资源、专业的投资团队、长期主义的政府文化，以及正好赶上的国家战略和资本市场窗口。这些条件，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并不具备。

　　李志起还观察到，合肥模式天然适配“长周期、重资产、强供应链”的硬科技产业，而对“轻资产、高流动性、快迭代”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不敏感。原因在于，合肥模式的核心工具是“供应链绑定”和“沉没成本锁定”。

　　那么，其他城市该怎么学？

　　曹斌的建议很中肯：要学其神，而不是学其形。具体而言，可学的是分阶段处理政企关系的方法、资本招商的技巧、产业培育方法以及长线深耕赛道的定力。

　　李志起则认为，最不能照搬的，是“抄作业式”的赛道选择和项目押注。可借鉴的是：第一，把国资当“产业组织工具”而非“财务工具”的定位；第二，投资决策的高度专业化和市场化授权；第三，敢于承担风险但用制度锁定风险的方法论。

　　其实，面对未来，合肥也在主动求变。2022年启动的创投城市计划则标志着合肥模式进入2.0时代。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从投产业向做产业转变，从培育龙头向产业链前沿领域倾斜，更加注重投早、投小、投科技。

　　而随着2026年国家出台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的“国办54号文”，合肥正从“产投之城”向“场景创新之城”升维，累计发布场景机会超1400项，试图实现更高维度的创新驱动发展。

　　“国办54号文（对‘资本招商’粗放模式）的收紧，本质上不是否定政府产业基金这个工具，而是要纠偏和规范。”李志起认为，它会让那些真正有产业判断力、有专业团队、有耐心资本机制的地方脱颖而出，而让那些不具备条件、只是追逐风口的“伪合肥模式”退出。这实际上是给合肥模式的正本清源。

　　观察

　　我们从“合肥模式”中学什么？

　　纵观中国四十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加速度发展的状态，这离不开招商引资对区域经济繁荣的强大助推。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各地区位、人文、经济的不同，时代的差异，也让一些省市因地制宜，不断探索创新，涌现出不少新方式、新经验，掀起国内的学习热潮。其中，深圳、苏州、合肥等模式都较为典型。

　　合肥模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所谓天时，是产业趋势的东风。合肥的三次关键投资，都精准踩中了国家政策导向和产业周期的拐点。京东方赶上了城镇化周期，长鑫科技赶上了国产替代和AI需求爆发东风，蔚来赶上了新能源车渗透率快速提升的浪潮。

　　所谓地利，是合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科研资源。所谓人和，是合肥在产业投资中体现出的“长期”和“耐心”——“合肥模式”真正难以复制的，是这种长期产业判断、政策连续性和不轻易干预企业的定力。

　　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合肥模式留给我们的启示，其实已超越了招商引资的战术层面，触及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层命题。

　　合肥模式的本质不是“赌”，而是“拼”。它拼的是对产业规律的专业认知，拼的是穿越周期的耐心，拼的是与社会资本共赢的胸怀，拼的是敢于容错的制度勇气。这是一套系统化的能力，而非偶然的运气。

　　这也引出了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转变问题：从过去单纯的要素资源配置者，转向产业长期资本的提供者和生态的组织者。尹稚认为，合肥补上的，是资本、组织和场景三个转化器。资本让科研成果拥有走向产业的金融接口，政府、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协作形成了连接实验室与生产线的组织网络，而龙头企业又可以成为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应用场景。

　　归根结底，合肥模式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创新性结合的产物。它的成功不是一场“豪赌”的胜利，而是一个城市用二十年战略定力、专业积累和生态建设跑通的发展路径。

　　当然，合肥模式本身仍存在有待回答的问题。万亿元浮盈能否兑现为真金白银？DRAM强周期行业若再次下行，合肥国资如何提前避险？面对各地兴起的基金，如何保持优势、转型升级？

　　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合肥模式最大的启示在于：与其看到热门赛道就“大而全”地跟进，不如立足自身禀赋和优势，在细分领域寻找真正能够形成竞争力的产业链环节，在可控框架内精准发力。学其神，而非学其形——这才是合肥模式真正的价值所在。

　　正如李志起所言，政府的“有为”应当体现在定方向、搭平台、担初险、创生态上，而不是替代市场做投资决策。让“模式”不依赖某几个人、某一届班子，而成为城市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长鑫科技的IPO，为合肥模式写下了最亮眼的一笔，但故事远未落幕。合肥模式也无需神话，它更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投资乃至人生中那些稀缺的清醒：在喧嚣中辨识真金，在长夜里守住火种，在风浪中敢下重注，在收获时懂得共赢。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