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型银行与股份制银行主导的中国银行业版图中，一个以区域深耕为标志的新势力正在加速崛起。

　　2026年1月1日，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农商银行”）正式宣布资产规模突破1万亿元，成为中国第五家资产规模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农商行。此前，重庆、北京、上海、广州四地的农商行已先后实现这一目标。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此次率先完成突破的五家头部农商行，具备一个鲜明的共性特征：均为总部扎根于国家中心城市的“城市型农商行”。这些城市不仅城市化水平高，更具备强劲的经济辐射能力，为上述农商行的孕育和高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沃土。

　　有专家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中国银行业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在息差收窄、竞争加剧的行业背景下，一批扎根地方的农商行，凭借对区域经济的深度理解和紧密绑定，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大型银行的全国性网络之外，构筑起另一条以本土化服务为核心的增长路径。成都农商银行的案例，为这一发展模式提供了最新的生动注脚。

　　深耕本土：万亿农商行的共同战略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这五家资产规模突破万亿的农商行，在地理分布上恰好与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几大城市群高度重合。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这些国家中心城市不仅是区域经济的引擎，其所在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双城经济圈，也为本地农商行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这些银行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所在区域雄厚的经济基础，”一位银行业研究人士分析道，“但更重要的是，它们都选择了深耕本地市场的战略方向，将自身发展与区域经济紧密结合。”

　　这一战略选择，也与清晰的监管导向一致。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强调农村金融机构应坚守“服务本地、服务社区、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2019年，原银保监会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农商行原则上“机构不出县、业务不跨县”，引导金融资源聚焦本地。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农村中小银行监管司司长李明肖撰文强调，农村中小银行应聚焦主业、扎根基层，开展特色化经营。

　　在统一的监管框架下，各家万亿农商行结合地方特色，形成了各具优势的发展模式。

　　北京农商银行充分发挥首都优势，围绕“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持续强化“三农”服务能力；上海农商银行依托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重点发展科创金融和养老金融特色业务；广州农商银行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推动跨境金融服务创新；重庆农商行则利用直辖市体制优势，建立起覆盖全部区县的服务网络。

　　成都农商银行作为新晋的“万亿俱乐部”成员，其发展路径集中体现了区域性银行深耕本土的战略逻辑。自2020年6月完成股权结构调整、回归国有属性后，该行明确提出打造“更懂乡村振兴、更懂本地产业、更懂本地生活的银行”，并将这一理念首先落实于网点布局的优化中。目前，该行在全辖设立营业网点500余个，为超30个乡镇提供独家金融网点服务，系统性地延伸了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与大中型银行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决策链条短、市场反应快、对本地情况熟悉，”成都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企业需要什么融资产品，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面临什么困难，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并做出响应。”

　　这种“接地气”的优势，直接体现在其业务成果中。该行对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户率已超过80%，对种粮大户授信覆盖率超72%，并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的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

　　财务数据亦印证了其发展质量。自2019年末资产规模不足5000亿元起步，该行在2026年初突破万亿，资产规模年均增速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其资产质量保持稳健，截至2025年上半年，不良贷款率稳定在1.02%，拨备覆盖率达441.83%，在同类银行中处于较优水平。

　　新起点上的挑战与转型

　　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对这些区域性农商行而言，既标志着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意味着挑战的全面升级。体量的跨越，要求其发展模式与管理能力必须同步重构。

　　“资产过万亿后，银行的性质会发生深刻变化。”一位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分析道，“过去‘小银行’的思维和管理方式已不适用，必须建立与万亿规模相匹配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精细化管理能力。”

　　他指出，当前区域中小银行普遍面临三重核心挑战：一是盈利增长承压，市场利率中枢下行导致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受到直接挤压；二是资本消耗加快，规模扩张同步推高了风险加权资产，对资本补充提出了持续要求；三是风险管控难度加大，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信用风险隐忧显现，且区域内同质化竞争加剧了经营压力。

　　外部环境的剧变，进一步凸显了转型的紧迫性。在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银行净息差普遍收窄，传统盈利模式面临显著压力。与此同时，大型银行业务不断下沉，持续挤压区域银行的市场空间；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则深刻重塑着行业竞争格局，对银行的数字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挑战，转型必须多管齐下。上述研究人士建议，转型路径需围绕三个关键维度展开：在资本补充上，应“内外并举”，积极运用可转债、永续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外源性工具，同时通过提升盈利增强内源性资本积累能力。在业务结构上，必须改变长期依赖传统存贷业务的单一收入结构，坚定立足区域特色，加大小微、普惠、消费信贷等高收益资产投放，并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供应链金融等轻资本中间业务，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在风险管理上，则须强化全流程管控，完善授信审批机制，并积极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风险识别与防控效率，筑牢资产质量底线。

　　成都农商银行的探索为上述转型提供了实践参考。在优化业务结构方面，该行精准对接地方发展需求，在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创新产品，推出了“碳汇贷”“绿宝贷”等。截至2025年9月末，其绿色贷款余额接近500亿元，较2021年增长超过4倍，成为重要的新增长引擎。

　　在应对数字化挑战方面，其路径也体现出区域性银行的务实特色。与全国性银行相比，农商行在科技投入和人才储备上相对不足。成都农商银行的策略是聚焦本土场景，通过强化手机银行、线上服务平台等数字化载体建设，将金融服务延伸至更广泛的区域。截至2025年9月末，其手机银行用户已超过400万；“蓉城乐活”平台链接本地生活，入驻110个社区，初步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生态，在延续本土服务优势的同时，提升了服务效能。

　　“未来中国银行业的格局将是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上述银行业研究人士认为，“万亿农商行的出现，表明在服务区域经济这条赛道上，同样可以培育出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扎根当地，形成与区域经济共生共长的良性循环。”

　　对成都农商银行和其他万亿农商行而言，资产规模突破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如何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发展质量，如何在服务地方经济的同时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全国性竞争和本地化服务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些课题将贯穿其转型发展的全过程，也决定着它们能否在新的行业格局中站稳脚跟，实现长远发展。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