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管规模排名第一的贝莱德（BlackRock）周二发布最新的拉里·芬克年度股东信，今年芬克花了非常多的笔墨聚焦在沉重的养老问题上。

（来源：贝莱德）

　　“退休这件事情，今天要比30年前更加困难，而在30年后，退休将会更加困难。”——拉里·芬克

　　从芬克的爸妈讲起

　　自从芬克的母亲2012年去世后，父亲的身体也开始快速衰退，年过六旬的芬克和哥哥不得不接手处理他们的账单和财务，这也给他提供了撰写今年股东信的素材。

　　在芬克看来，他父母的工作和收入一直都很体面（母亲在州立大学教书，父亲自己开鞋店），但算不上“大富大贵”的程度。按照今天的购买力计算，他们俩的年收入加起来应该不超过15万美元。然而，他们的退休储蓄规模却令已经成为华尔街大佬的芬克感到意外。

　　不出意外，核心的原因是芬克的爸爸是一个资深股民。

　　这件事情的逻辑不难解释，芬克介绍称，假设他爸妈在1960年时有1000美元可以投资，并用这笔钱买入标普500指数，到1990年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这1000美元的价值要接近20000美元，比只存银行要多一倍以上。

　　作为核心业务就是帮助人们“退休”的全球最大ETF资管公司掌门，芬克表示，资本市场帮助他的父母在晚年过得经济自由且有尊严，同时资本市场也将成为帮助解决21世纪中期严峻经济挑战，包括“婴儿潮”之后几代人养老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里资金积累、增值无外乎两种渠道——银行和资本市场。芬克介绍称，经过数次与住房融资、房地产抵押贷款、MBS有关的银行危机后，现在全世界都领悟到了一个教训：追求繁荣的国家不仅需要强大的银行系统，还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

　　如何承担更漫长的生命？

　　之所以攒够退休金愈发困难，核心原因在于人们的寿命变得越来越长，所需要的资金也变得越来越多。

　　芬克举例称，GLP-1药物Ozempic是生物技术行业最新推出的“长寿药”——研究显示，肥胖可能会使人的预期寿命减少10年以上，同时也有研究显示，这种药物可以让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多活两年。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类将海量的精力用在延长寿命上，但在如何帮助这些更长寿的人负担得起“被延长的寿命”方面，做的并不多。然而，留给大多数国家的时间已经相当有限。在整个世界都在“变老”的背景下，一些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国家也已经看到不远处的养老问题——到2035年巴西的劳动力规模将进入净减少状态、而墨西哥、印度的劳动力市场峰值则为2040和2050年。

（劳动年龄人口趋势，来源：联合国）

　　芬克介绍称，与今天的美国政府和企业告诉打工人“自己对退休负责”不同，其实早几十年美国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的父母能够拥有经济安全的晚年生活，原因之一就是加州的州立养老金制度CalPERS。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美范围内的养老金参保人数一直在下降，虽然这意味着远期支付能力的问题，但联邦制政府一直优先考虑维持他这个年龄段的福利待遇。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保障署已经明确发出警告称，到2034年将无法支付所有人的福利。

　　芬克感慨称，年轻一代对经济感到焦虑并不奇怪，他们会指责“婴儿潮一代”在追求自身财务福祉时忽略了下一代的利益。至少在退休问题上，他们是正确的。

　　随着潜在的时间点愈发临近，“退休”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需要政治、企业领导人放下手头一切事务，专心寻求出路的问题。

　　芬克表示，大概每十年一次，美国都会面临一个如此巨大、紧迫的问题。例如在2008年后，美国政府需要寻找一种方法来清理次贷危机中的有毒资产；近期联邦政府和科技公司CEO们又围坐在一起解决半导体供应链的脆弱性问题。他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有组织、高层次的努力，来确保未来的一代人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

　　何解？唯有投资

　　在股东信中，拉里·芬克试着对这个困扰全球数十亿人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当然，他提出的想法最终还是落脚在了投资上。

　　探讨完社会保障制度的底层逻辑和延迟退休这样的争议话题后，芬克提出了自动化投资的解决方法——帮助更多的美国打工人自动建立养老储蓄（当然是用贝莱德的ETF产品），同时还以澳大利亚的“超级年金”制度作为美国改革可借鉴的模型。

　　芬克介绍称，澳大利亚在1992年引入超级年金制度，当时该国正处于退休危机的状态。根据法律规定，澳大利亚的雇主需要将18-70岁之间的每位员工收入的一部分支付到退休账户中。这项简单的规定执行三十二年后，澳大利亚凭借全球排名第54位的人口，却拥有全球排名第4大的退休金体系。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的改革缓解了该国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财务紧张。

　　当然，这不只是澳大利亚、美国的问题，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推动更多的公民参与养老投资，并不断努力扩大资本市场。

　　退休投资的最大障碍——恐惧

　　讨论退休这个话题的最后，芬克也提到了一个心理问题——希望和信心。

　　在金融领域，恐惧大体上是一个模糊的情绪概念。如果人们担心未来会比现在更糟糕，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把钱放在股票、债券上长达三、四十年。

　　芬克表示，对于美国来说，“希望”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经济资产。然而在他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却看到《华尔街日报》（在3月15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将Z世代变成美国最失望选民的艰难岁月》，里面不少数据令芬克深感担忧。

（来源：WSJ）

　　文章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大多数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具体说是60%多）相信自己会获得专业学位、找到一份好工作，并且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富有。然而与20年前的同龄人相比，现在的美国年轻人更有可能去质疑“生活是否有目的”，同时40%的人表示“很难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

　　芬克表示，如果美国的年轻人丢掉了希望，人们就只会把“安全的选择”作为唯一的选择，美国将会变成一个人们“把钱藏在床垫下”、梦想锁在卧室里的国家。贝莱德掌门表示，美国的年轻人已经对老一代失去了信任，我们有责任挽回他们的信任，或许为他们的长期目标（包括退休）进行投资并不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文章来源：财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