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具体指什么？蚂蚁研究院的李振华院长认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金融科技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状况；另一方面是国际金融科技公司在国内市场的发展状况。简单地说，就是做国际横向比较，我国的金融科技处于什么样的发展与竞争水平。我根据这个理解，和大家分享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从国内数字金融业务发展和业务能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在国际上应该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大多数人都说2013年是互联网金融的元年，到现在大概十年的时间。我国现在的业务状况在国际上应该算走在前列。但这些年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业务发展实际差异比较明显。现在做得最好的企业，在世界上最优竞争力的业务是移动支付和大科技信贷。移动支付，最初的模式也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现在无论是从市场规模、使用效率还是风控的能力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大科技信贷，一方面是大科技平台获客，另一方面用大科技做风险评估，工作也做得非常好，甚至有业界的朋友说，因为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现在融资难的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下一步要着力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当然，融资难的问题可能永远都会存在。但利用二维码支付收款的 “码商”的信贷服务确实已经比较充分。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一个卖油条、蔬菜的小商小贩连续使用二维码收款的工具12个月之后，大概有60%的码商可以直接获得授信；如果连续使用36个月，获得授信的可能性就上升到90%左右。从普惠金融的角度看，这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国际清算银行有一个数据，看世界各国大科技信贷业务的规模，近年来中国一直排在全球第一。还有一些业务在不断地往前走，甚至也走在了国际前列，虽然业务本身还不是非常成熟，其代表就是央行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现在还在试点，但这个探索确实在国际上是领先的。
另外一些业务相对滞后一些，比如保险业务、投顾业务，但客观上说，这些业务在国际上进展也不大。保险、投资如果光看线上销售规模，业务量可能已经不小了，但真正用数字技术、大数据来开发新的保险产品，帮助做智能投顾，目前还不是很成熟，将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金融科技业务创新的主体在发生改变。过去数字金融早期都是科技公司为主，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创新金融业务。如果大家关心市场上、社会上一些关于金融科技案例的评比，就会发现这十年的变化其实挺大的。早期基本上都是商业模式创新，大多是科技公司获奖，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包括一些典型的金融科技公司获得关注。
3、过去这些年对平台金融实行了专项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科技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不过监管部门已经说了，专项整治已经结束，现在开始走向常态化的监管，这意味着数字金融发展环境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第二，关于金融科技公司国际化的问题。
1、数字金融创新在过去主要是集中在国内市场，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境“走出去”“引进来”的业务。
2、将来国内的金融科技机构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个过程刚刚开始，国内有一些机构在国外做股权投资，做一些业务，比如在支付领域，但比例还很小，但这个现状将来会改变。说到跨境业务，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作用，基本是两类：一类业务是直接的跨境交易，比如中国数字金融机构直接向海外做投资或向海外放信贷，这类业务和资本项目有关。现在难做的直接原因是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不过在跨境业务里，除了资本项目以外还有一个经常项目。我国的经常项目在1996年就已经放开了。国人拿着支付宝、微信支付到海外去旅行是可以使用的，但这类交易是归类在经常项目下面的。总体来说因为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跨境业务的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更多发展空间和潜力的业务，应该就是过去说的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即中国的数字金融机构到国际市场上去，同时也引进国外的一些数字金融机构到中国来。
最近有一件事情，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的移动支付做得非常好，但经常听到一些外国人到中国来的时候抱怨，他们不能使用移动支付工具，也就不能使用很多生活类的app，比如打车软件。这样，外国人在国内就变得寸步难行。不过听说在杭州举办亚运会期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希望是这样。
这个不是小事情，会非常严重地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国际形象。这样一些工具制造了一个所谓新的“数字鸿沟”，外国人都不能用。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数字金融机构在国内做得不错，在相当一些领域是走在国际数字金融创新的前列，那么这些机构能不能同样地把这样的能力给输出到国际市场，到其他市场去发挥作用？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我国最大的优势或有利的条件是，一个业务模式在一个十几亿人的市场已经运转成功了，再输出到规模小一点的市场，从技术上来说，挑战应该不大。记得十年前移动支付每秒钟可以处理300笔交易，几年前已经达到60万笔，估计现在不止了，这就是技术能力我国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市场规模大、人多。这样的业务模式如果在中国能非常顺利地运行，相信到很多其他国家市场去做应该是完全有条件的。当然，把一个业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下面简单说几条可能遇到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技术因素。把我国的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或者数字科技这套办法搬到别的国家去的时候，首先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技术水平不一样。比如我国的网络现在到了5G，但有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只有2G和3G，怎么适应它？所以，需要改造技术系统以适应当地的技术环境。当然，这样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新问题，比如用户体验可能会差一些。
第二个是文化因素。在一个地方合适的提法或做法，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就不合适。比如在一些伊斯兰国家，金融的有些概念是不可以用的，比如“利率”。所以，数字金融工具应用到哪些国家，就必须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和习惯。
第三个是金融监管因素。在国内这一套是适应我国的监管框架、监管体制的，到其他国家会引发什么样的挑战？会有什么样的要求？业务流程与实践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四个因素可能和政治有关，当然也可能源于经济因素。金融业务的政治敏感性本来就很高想象一下，外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国内wang'wa有很多议论与担心。可以反过来猜测，国内的数字金融机构到海外去，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地缘政治的挑战比较突出。
数字金融创新应该把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任务。但这除了国内要做得越来越好，同时要和国际市场融合。和国际市场融合，跨境交易应该说短期内会比较难，比较难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做。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尝试做一些跨境的业务交易，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其实它是不同的税收地区，对资本项目管理是有一定要求的，在给定要求的情况下，能不能提供一些相互认可的金融服务，这应该是可以尝试的。更重要的，应该考虑的是，我们这样一些数字金融机构要“走出去”到国外，鼓励他们到国外发展我们的业务，同时特别重要的，也要主动地引进来一些国外的数字金融机构到中国来做。比如有一些连通是可以做的，现在国人已经拿着中国的支付工具到世界很多国家去，都可以在当地支付。那么，有没有可能把世界上电子钱包连接起来？可以先从国内的支付工具开始，连接一些跟我国的机构相关的国外的钱包，然后逐步做大网络，最后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钱包网络。这个如果能实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第三，提升金融科技公司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做什么？
1、企业的事情不用太担心，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有能力都会去做。唯一的差别是，能不能创造一个相对比较平和的环境，对他们“走出去”可能是有利的。但“走出去”有利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利于中国的数字金融机构走到国外？一个直观感觉，肯定不是政府使劲地推动大家，带领大家到国外去发展。第一这么做起来会比较难，因为政府不见得比企业更知道哪儿做得好。第二现在地缘政治形势这么复杂，如果中国的数字金融机构到国际市场上，是政府推着他们，带着他们出去，将来他们面对的环境会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政府应该做的是适当地降低一些交易成本，让整个运行的环境变得相对更顺畅一些，而不是直接推动数字金融机构走出去。要创造的是条件，去探索什么样的工作可以使得这样的业务交往做得更容易。
2、主动引进国外的数字金融机构，不光我们出去，还要引进来，起码大家会感觉这是双向的交流。
3、国内的监管框架需要适当考虑和国际的接轨。传统金融领域里，如果跨国办一个银行的分行，监管部门考虑牌照发放时会考虑母公司的监管框架与监管环境，如果监管框架与本国比较一致，审批就比较容易。如果国内母公司的监管框架和对方的框架完全不一样，审批过程就会谨慎很多。所以国内监管框架尽可能标准化、国际化，对金融科技公司往外走会有一些帮助。
4、如果我们和其他一些国家能更多地推动做一些投资者保护协定，就是外国机构来中国，我国保护对方的投资，我国机构出去，对方也要同等保护。
总之，政府有很多事情要做，但重点不是直接下场推动机构往外走。就是创造透明、标准与国际衔接的市场与监管环境，这样，国内的机构往外走，海外的机构到国内来，都可以享受比较公平的、良性的、顺畅的对接机制。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黄益平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黄益平出席“新起点·新突破·新格局——2023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暨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学术会”发表的演讲）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