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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

2013年10月25日 14:33
来源: 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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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第二届工商行政管理创新发展高层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此次研讨会也是第六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国家工商总局、各省(区、市)工商局负责人、经济专家学者共话工商行政管理“改革”与“活力”。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作了《经济转型条件下民营企业的对策》主题演讲。

  >>精彩语录

  语录1

  制造业始终是重要的,现在在国外看到中国的制造业品牌在哪里?你有品牌吗?你在世界上有响亮的品牌可以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所以我们制造业要加大力度,如果制造业不振兴就是没有希望的。

  语录2

  国资委之下应该成立综合性的或者行业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它管资本的投入,哪一个部门短缺了,我们就加大投资;哪一个部门产能过剩了我们就撤出投资,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

  语录3

  中国的社会保障应该着重城乡一体化,在西方国家有一句老话“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就是一次分配形成了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就弥补,而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一次分配就有差距,而二次分配扩大了差距,因为工人和城市职工有公费医疗,农民工连合作医疗都不一定能保障,所以城乡社会保障要一体化。

  语录4

  城镇化率达到80%,也就是需要12亿人住在城镇,现在6亿多再增加5亿多人的话,你看现在城市都挤到什么样子了,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谁也不愿意搬到城市里去了,12亿人拥挤在城市你再怎么建设也来不及了,所以一定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是老城区向新城区到新社区。

  我们内需目前主要是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需求,因为消费需求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结构调整 /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我讲一些跟民营企业有关的,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形势是稳中有升,稳中向好。我们的经济增长放缓了,但是到第三季度涨了起来,到了7.7%。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骑得快不稳,骑得慢就晃还容易倒,而且容易翻车,在中国的条件下路还不太好,所以保持7%到8%是可行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当前要把结构调整放在首位。经济总量是重要的,但结构更重要。184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比英国大多了,但是结构不一样,因为英国1770年工业革命,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他们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70年,英国的棉布是机器纺织的棉布,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火车和轮船了,而中国呢?尽管GDP总量大,但是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中国出口的呢?中国的出口是手工纺织的棉布和瓷器、丝绸、茶叶、猪鬃这样一些东西。而且中国当时在工业方面仍然停留在很简陋的手工制造层面,工艺很好,但是技术水平从个人来看和整体来看不行。还有一个重要资源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总量比英国大多了,但是当时英国中学大量建立,又新办了很多大学,每年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金融人员都在涌现,而中国大多数是文盲,所以可以看出来总量固然重要,结构更重要。

  在当前来看主要是调整结构,有些人说为什么现在不来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呢?把经济可以再拉上去。

  首先如果结构不改变又出现产能过剩甚至更严重的话怎么收场?另外也要看到,我们内需目前主要是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需求,因为消费需求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老百姓有后顾之忧等等。

  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我们要加大三个方面的投资,一个是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投资。第二是我们投资要民营资本加入,把门槛降低让民营资本进来,并且做到公平竞争。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为长远的发展做准备。投资跟消费共同拉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转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

  第三,经济创新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途径。在当前中国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我们认识到的主要途径,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它们整个融合了,技术就突破了。

  第二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融合,这是新的变化,这两个变化都要跟上,一定要跟上这个步伐,如果我们不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迟早会落到后面去。制造业始终是重要的,现在在国外看到中国的制造业品牌在哪里?你有品牌吗?你在世界上有响亮的品牌可以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所以我们制造业要加大力度,如果制造业不振兴就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民营企业在振兴制造业中是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的。

  搞行政团体工作的,是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以后谁再说你是非生产人员,你就可以说你这个观念是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了。

  国企改革 /

  提高资源配置率

  第四个问题是国企改革和民企转型的结果将是双赢、共赢。

  国有企业体制要改革,它分两个层次,高层次是国有资本改革,低层次是国有企业改革

  先谈高层次的,国资委不用管具体的一个个企业,你应该把国有资本的配置问题搞好,因为这是最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谈效率主要谈的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什么意思?投入产出的关系,有多少投入?有多少产出?同等投入条件下产出减少或者产出增多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第二个效率概念,资本配置效率,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至少可以见到有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一定要重视资产的重组兼并,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提高配置资源效率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要发展,它是资源配置最好的场所。

  第二,过去常见把搞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搞人事组织工作的人,搞宣传工作的人都看作非生产人员,为什么他们是非生产人员?因为你们不在生产第一线,投入和产出都没有你们的份,但是资源配置效率出来之后这个改变了,因为搞人事组织工作的,致力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以后效率马上提高了。搞宣传工作的,在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积极性发挥了效率也就上去了。搞行政团体工作的,是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以后谁再说你是非生产人员,你就可以说你这个观念是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了,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在更好地充分配置资源。

  所以,国资委之下应该成立综合性的或者行业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它管资本的投入,哪一个部门短缺了,我们就加大投资;哪一个部门产能过剩了我们就撤出投资,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这就是高层次的资本体制改革。

  低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既然是企业,而且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公司了,上市公司了,是法人治理结构了,你如果觉得要通过什么事,你就董事会通过、总经理负责通过,法制健全就可以了,一定要让国有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法人治理结构和股东大会对其进行制约。

  只有这样国企民企才能谈到公平竞争,所以对民营企业来说就重在转型,它包括四方面。

  第一个转型是发展方式的转型,你要走效率化也要重视产量,要有品牌效率。

  第二个转型是营销方式的转型,不仅重生产,而且重产前产后服务,这样的话,效率就上去了。

  第三是管理体制的转型,家长制、家族制在初期是有作用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就要把家庭持有的股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我可以择优而不是择亲,只要能够推进企业发展可以外聘经理人,自己内部培养选拔出来也可以,这就是管理体制。

  第四是现代管理观念的转型。这是很重要的,小业主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肥水就要落外人田——只有企业做大了,最后才能共同发展。假如一个企业说我是家庭辛辛苦苦发展的,现在要改股份制了我不愿意,你要看得更远,只有企业把蛋糕做大了,你得到的才更多,很多方面需要转型。所以说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企业家应该有大智慧

  第五个问题我们刚刚讲了,既然企业讲国企、民营思路下的共赢,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讲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最大的改革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改革的深入而逐渐涌现出来的,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但是,社会和谐红利是我们体制优越性的表现。

  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他国家一样可以有,社会和谐的红利才是我们优越的资本。围绕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扫清改革路上的障碍,首先要扫清阻碍社会和谐的障碍,要知道这些障碍在什么地方。

  你见过工会管农民工的事吗?不会,农民工还没入工会呢,而且你也不是市民。

  收入分配 /

  改革重点是初次分配

  第六个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如果没有改革,你二次分配搞再好也没有用,初次分配表现在什么地方?

  第一给农民以产权,农民有财产了,才有财产性收入。十八大以后,我带了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考察,当地土地确权得到了很大的进展,农民的情绪很高涨,老人告诉我们简直和当年土改一样。土地确权了,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房子的房产权,三权三证,有了这些之后农民心里踏实了,积极性增加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起来了。农民外出打工之后土地就流转了,宅基地的房子拆迁掉了重新盖,盖有四层楼高的房子,干嘛呢?你住得下吗?他们说第一层出租给人家做商店,另外再出租一层,剩下上面两层就够住了,谁住呢?是嘉兴城里上班族和大学生都在这里租房子。还有就是长期租住的,有的租住了30年的时间,房子一租就可以安心在这里住30年,这样一来农民收入提高了,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就有变化了,1.9:1,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农民收入提高了,他们有多种多样的收入。还有以前没有想到的好处,耕地面积经过土地重新丈量和确权以后,增加了20%,为什么会增加20%这么大的规模呢?

  第一,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有好有坏,坏地两亩折为一亩,现在经过30年的承包以后土地质量都改进了,好坏地都差不多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丈量确权,一亩算一亩。

  第二,过去土地中有田埂,田埂不计入土地,田埂两边遮太阳的地方不计入土地。现在不一样了,用拖拉机了不用牛了,田埂重新丈量之后,土地自然增加了,因为田埂都没有了,田埂两边遮太阳的地方也没有了。

  第三,当初有农业税,有农业税所以少报了,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家家如此,谁也不会按实报。而土地重新丈量了,又没有农业税了,谁少报那才是傻瓜,都是实报,因为少报你将来土地出租,土地入股都会少赚钱,所以当然要实报,这样丈量完全村都知道你有多少土地,所以土地收入增长了。

  初次分配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双方地位不均等,所以说每个出来打工的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是单个人,都是弱势,而雇他的大企业是强势,因为你的工资由他定,所以就要改,怎么改呢?

  国外可以看到工会的作用很大,中国的工会作用也很大,但是工会不管农民工,你见过工会管农民工的事吗?不会,农民工还没入工会呢,而且你也不是市民。

  农产品方面单个农户也是弱势,而采购商是强势,所以采购商让农民很无奈,在国外有农业合作社有联社,联社的势力很大,我在丹麦和荷兰考察的时候,联社的力量可大了,他们有自己的车队、船队和仓库、冷藏库和自己的码头。而我们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刚刚兴起阶段,还规模比较小,以后要走到联社这一步,这样农产品销售价格就有可能提高了。

  还有教育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是非均衡的,何以见得呢?人均教育经费城市多农村少,你教育的改革和教育资源公平配置方面要下功夫。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不能忽视,但是在中国现阶段两种户口并存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保障应该着重城乡一体化,在西方国家有一句老话“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就是一次分配形成了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就弥补,而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一次分配就有差距,而二次分配扩大了差距,因为工人和城市职工有公费医疗,农民工连合作医疗都不一定能保障,所以城乡社会保障要一体化。

  至于其他的调整不是那么急,比如遗产税的征收,它的前提一定要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财产登记制度都没有搞好你怎么收,你凭什么收?每一个案子都变成专案你还要调查半天,甚至好几年都没有办法解决一家的问题怎么办?到时候不好办啊。所以,有了完善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以后,而且税率要合理,门槛要适度,因为中国和外国不一样,外国资本主义搞了那么多年了,中国不同,中国的老的有多少遗产?没有什么遗产。而四五十岁的你现在说要征收遗产税,他就转移了,或者花掉了。所以,一定要适度。

  整个中国老城区要向新城区向新社区发展,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中国农民的市民化也就是户口合二为一,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

  城镇化 /

  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第七个问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不能走西方城镇化一模一样的道路,为什么?因为西方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平行发展的,它到后来就渐渐出现问题了,而中国在加快工业化阶段,中国的农村也一直比较落后。现在东部的城镇人口跟农村人口之比,也就是城市化率已经到了50%以上了,但是很多人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把农民工在城市住了半年以上的都算城市人口了,有些农民工在城市住了30年了,20多年了还是农民身份啊,只有真正的户口定了以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0%几。假定再过一二十年中国人口到了15亿的话,跟美国相比标准差得太远了,而西欧发达国家呢?城镇化率达到80%,也就是需要12亿人住在城镇,现在6亿多再增加5亿多人的话,你看现在城市都挤到什么样子了,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谁也不愿意搬到城市里去了,12亿人拥挤在城市你再怎么建设也来不及了,所以一定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是老城区向新城区到新社区,什么是老城区?就是现有的老城区要将工程搬出去,棚户区没有了,变成商业区、文化区和服务区以及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新城区城郊或者是城镇做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试验区还有物流园区,但是那里要有经验,要有居民,而不能到了夜晚就成为了空城。老城区和新城区一定要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个体工商户,发展小微企业,没有这些,这个新城区就没有人气,到晚上也漆黑一片,有了这些城市就发展起来了。但是重点在新社区。新社区是中国城镇化特创的,全世界没有,就是先建立新农村,在新农村的基础上,然后园林化,光有几栋居民楼不行,循环经济化、绿色经济道路,还有公共服务到位,城乡社会保障趋向一体化,还有由村的建制改为社区自治。

  农民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很快融入,所以整个中国老城区要向新城区向新社区发展,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中国农民的市民化也就是户口合二为一,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第二个是新农村改为新社区,包括部分新城区要分区推进,要一个区域一个区域解决。为什么还要有积分制呢?大城市是什么?在上海现在工厂里熟练工人班组长以上的,还有骨干力量包括车间主任都是什么?都是农民工,20年进城干到现在,他们的职业问题,他们的子女不能就近入学等等。而浙江这方面是,你到我这里来了之后我立刻解决你全家户口问题。所以,刚刚说这些人走了之后,上海就成了空架子了,所以我们要实行积分制,你的学历、经历、业绩都积成多少分,积够了就改,还差一两分就说快了,再等一等。因此,这样一批人就稳住了。

  所以老城区向新城区向新社区方面发展的时候,就要采取这种分区推进的办法,一定要双管齐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乡互补一元化,当然这件事要量力而行,是水到渠成的问题。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眼光看得更远一点,我们应该看到富了不能变懒,如果变懒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创业精神 /

  眼光看远,富了不能变懒

  第八个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掀起全民族的创业精神。

  先从美国华盛顿邮报一篇北京报道开始,华盛顿邮报在2011年9月份登了一个长篇的通讯,它的标题是《美国究竟应该看到中国什么?》,不是经济发展多快,也不是GDP和美国相差多大,他讲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从中关村的咖啡店来看起,在中关村有很多咖啡店,他到其中一家咖啡店调查,这个咖啡店叫做车库,几乎每天人都坐满,是什么人呢?每天他就去看,去打听之后知道,都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还有青年教师,中科院和其他研究机关的年轻研究人员,以及年轻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整天在那里谈什么?谈创意、创新、创业、专利权的转让问题,专利权的开发应用问题,这就是美国最应当担心的问题,因为30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美国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这些人当中,过二三十年看,甚至过十几年看,大量的创新人才会从这批人里出来。

  中国的希望在政策,三中全会之后好的政策环境形成了。第二个是激励制度,有了产权激励制度才会有创新。这告诉我们,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眼光看得更远一点,我们应该看到富了不能变懒,如果变懒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要勤奋,要艰苦创业,这是很重要的。

  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的问题是“福利病”,福利是能增不能减的,你降一点福利,马上就跟你闹了。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事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被封锁,它的食物供给有限,一律实行配给制度,因为当时英国处于一个孤岛状态,大战结束了英国政府考虑到战争时期这一代青年营养不良,所以政府有一项福利措施就是,给中学生课间免费供应一杯牛奶,这是福利中很小的一项,这个给了,表明国家对青年身体的关怀。而到了196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2年后,英国营养情况老早就改观了,食物很丰富了,所以政府的人说这个福利可以取消了,20多年以来都是给每个中学生每天一杯牛奶不要了,一取消不得了,闹得游行示威、罢工,甚至迫使政府改组,这么小的福利,它是刚性的存在。今年南欧一些国家也遇到了这些问题了,你要紧缩就不能给福利,结果一下就上街游行。所以我们中国是量力而行,努力发展。

(责任编辑:DF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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