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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人遇到拆迁会收到数额可观的拆迁补偿，当前，因城市建设规划、旧城改造等原因，为数不少的企业也会碰到拆迁，化身“拆迁户”，有的甚至“一夜暴富”，利润暴增百倍。

　　拆迁获利千万元以上

　　2月27日晚间，宁波富邦公告称位于宁波市的一处商业房产被列入危旧房改造范围，可获得拆迁补偿472万元。

　　记者梳理2017年以来公告发现，在上市公司中，获得千万级别以上拆迁补偿款的“拆迁户”们不在少数。

　　2017年8月，浙江震元位于绍兴市的房屋被列入政府征收范围，获得拆迁货币补偿1395万元；

　　2017年11月，德宏股份位于湖州市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和土地被列入政府征收范围，目前已收到拆迁征收补偿资金共3250万元。

　　对于普通居民而言，获得数千万元的拆迁补偿可以说是“走上人生巅峰”，但对上市公司而言，千万元级别只是“毛毛雨”，因为在上市公司“拆迁户”中，获得亿元级别的补偿款的案例也不鲜见。

　　宁波富邦曾于2017年1月因城市旧城区改建项目需要，位于江北区的一块仓储地块被列入政府征收范围，拆迁货币补偿资金总额为1.24亿元。

　　会稽山公告称，截至2018年1月，公司已累计收到拆迁补偿款人民币2.17亿元。

　　对于上市公司能“好运气”碰到“拆迁”的原因，很多是和宁波富邦一样，受益于近年来各地“旧城改造”计划的顺利推进。

　　嘉欣丝绸表示，公杉青闸工业园区域被列入嘉兴市有机更新旧城改造计划，公司该区域内的仓储用地、工业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将被征收，补偿总金额1.99亿元；

　　京投发展是遇到宁波市供销社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被列入政府征收范围；

　　人民同泰因哈尔滨市政府组织的棚户区改造项目需要，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的四处房产进行征收，拆迁补偿款项共计3331万元。

　　2017年至今部分签署补偿协议的上市公司(含子公司、孙公司签署)

　　武汉暴富三兄弟

　　身处有“交通建设大工地”之称的武汉市，汉商集团公告拆迁原因是“轨道交通四号线工程沿线范围内依法实施房屋征地拆迁”。对于补偿金额，在地铁面积未确定之前，汉阳区城建重点征地拆迁指挥部先支付征地补偿款人民币2000万元，待征地面积确定后，再签订正式征地拆迁补偿协议。

　　作为武汉市内的零售三兄弟，中百集团和武汉中商在“暴富”程度方面比汉商集团还要更胜一筹。

　　2017年12月，中百集团同意子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框架协议》，因武汉市轨道交通十一号线的施工，全资子公司中百仓储超市的珞狮路仓储卖场被列入政府征收范围，预计资产征收补偿总额为人民币6.3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中百集团2016年实现营收153.6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6.6万元，此次获得的补偿款6.36亿元将是公司2016年全年净利的98.36倍。

　　武汉中商则在业绩预告中称，由于武汉市旧城改造的需要，当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征收了该公司的资产，公司已经全额收到了4.4亿元的拆迁补偿款，因此盈利同比暴增175倍到180倍。

　　拆迁补偿还是征收补偿

　　除了拆迁补偿，不少上市公司公告收到了征收补偿款。

　　浙江富润2月26日晚间公告，子公司浙江富润印染有限公司搬迁征收补偿签署协议，印染公司可总计获得搬迁征收补偿5.06亿元。

　　还有一种补偿款是“搬迁补偿”，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是天原集团与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于2016年3月4日签订了《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区整体搬迁补偿协议》，截至2017年10月，公司收到搬迁补偿款共计28.12亿元。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石慧杰向记者解释，严格意义上，“拆迁补偿”、“征收补偿”和“搬迁补偿”在法律有一定区别：

　　财务交易咨询专家梁启贤表示：

　　从财务上来看，“拆迁补偿”、“征收补偿”和“搬迁补偿”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征收补偿”和“拆迁补偿”可能只涉及对企业在拆迁过程中的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等的补偿，而“搬迁补偿”会涉及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的补偿。

　　对于普通人而言，因拆迁而“飞来横财”以开心居多，上市公司也纷纷表示收到补偿款“对本年度经营业绩将带来积极影响”。

　　梁启贤表示，企业对于拆迁的态度还是应该辩证看待：

　　如果企业被拆迁的是落后产能，而获得的补偿款明显大于该产能未来可能产生利润的现值，那么对企业来说，相当于顺利且成功地处置了落后产能和设备，而换取现金挖掘新的产业发展机会；

　　如果企业因拆迁而不得不处置了先进产能且没有被妥善安排新的重建土地，或重建成本过高，则对该企业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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