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前海一间可望见跨海大桥的会议室里，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战略资源官段宇举起手机，向在场嘉宾与学者展示了一组数据：“全球每三台电视就有一块我们的主板。”他话锋一转，“但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让公司正在建设的5个新产业园、香港上市计划，真正融入大湾区创新链。”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企业推介，而是第三届“人民·大公”湾区智汇政策圆桌会的现场。12月19日，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与“十五五”规划启动交汇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深圳论坛2025以前所未有的“湾区—深圳—宝安”三级议程架构，回答一个紧迫命题：当城市竞争进入区域协同新阶段，高校能否成为打破行政边界的“政策实验室”？

　　《华夏时报》记者在论坛期间采访了论坛组织者、跨学科教授、科创企业代表及政策研究者，发现一种新型“校地关系”正悄然成型——高校不再只是递报告、办讲座的“智库外脑”，而是逐步嵌入从湾区顶层设计到区级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成为“思想供给”的系统集成者。

　　如何用“编代码”思维替代“纸面建言”？

　　“我们过去常说‘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现在在湾区，我们更想‘把政策代码写进系统里’。”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科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该院近期推动的“桃花源·智谷”开园与“三个100工程”，正是这一逻辑的实践——未来五年，这里将引入100个青年创业项目、100项高校成果转化、100个产学研实验室，覆盖AI医疗、无人机等赛道。

　　在宋科看来，高校的角色必须超越“选题研究—发布报告”的传统模式。“我们与宝安区委党校建立了常态化选题机制，甚至联合本地媒体共同调研。去年启动的‘智慧宝安千企服务计划’，已通过专项咨询走进数百家企业，问题直接带回课题组。”他举例如企业反映的“跨境数据流动合规成本高”，已成为研究院联合法学院、数据学院攻关的专项课题。

　　企业端对这种“嵌入式服务”感受直接。段宇在采访中对记者坦言：“我们研发布局一直紧跟政策，但过去更多是‘猜测方向’。现在通过这类论坛和校企对接，我们能提前半年甚至一年理解政策意图，甚至参与反馈。”他向记者透露，公司正在推进的工业机器人项目，就受益于与高校实验室的早期技术预研及政策风险评估。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授吴逊将这种模式称为“闭环型政策实验”，并特别强调跨境办学机构在此过程中的独特角色。“大湾区涉及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政策制定与执行容易脱节。而‘湾区—市—区’三级联动，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概念到落地的测试闭环。”他在圆桌会上向记者指出，“像港科大（广州）这样的跨境办学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制度融合的试验区。我们不仅推动交叉学科研究，更在探索一种‘校—地—企’嵌入式协作的新范式。高校在其中可以充当‘中性测试平台’，学术机构相对超脱于短期绩效考核和市场竞争压力，学术团队可以相对独立地模拟推演，这本身就是一种产学研模式的创新。”

　　如何把“湾区蓝图”拆解为“区级工单”？

　　本届论坛首次明确的三级议程——湾区层面聚焦科创政策协同、深圳层面探讨“十五五”规划落地、宝安层面对接人工智能与超算融合——并非简单的议程分层，而试图模拟一套“政策传导机制”。

　　“大湾区最大协同障碍，并非缺乏顶层设计，而是中间层的转化梗阻。”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在论坛中指出，“行政区块分隔、利益竞争、考核机制不一，导致湾区规划在落地时容易‘层层打折’。”

　　中国人民大学近期发布的《大湾区科技创新政策协同性评估报告》直指问题核心：需构建“权威协同治理体系”。报告执笔人之一、该校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补充：“所谓‘权威’，不是新设行政机构，而是建立跨域项目的联合授权机制。例如深港联合资助的科研项目，两地考核结果互认，资金跨境拨付流程一体化。”

　　在宝安层面，这种“转化”已尝试具象化。宋科向记者透露，研究院正与宝安区共建“政策沙盒”，针对人工智能伦理、跨境知识产权共享等议题，允许企业在限定场景中试行突破性政策。“例如，我们正在探讨能否对区内重点科创企业设立‘白名单’，其研发数据跨境调取适用简化流程。”

　　吴逊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进一步从人才流动与制度互认角度阐述三级联动的抓手：“大湾区要建成国际科创中心，关键之一是建立人才流动的‘软联通’。如果宝安区‘凤凰计划’认定的人才，能否自动获得深圳市以及大湾区其他地区相关人才计划的同等资格？更进一步，大湾区能否建立‘人才积分互认体系’，以促进人才流通？”

　　他继续以港科大（广州）为例说明，“我们这类跨境办学机构，本身就在推动师资、课程、科研标准的双向衔接，这实际上是在为更大范围的政策协同提供‘小型实验场’。‘港科大一体，双校互补’的协同模式可以实现两校在学术标准、师资、资源和管理上的一体化。这种机制一旦走通，就能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高校最大的优势是‘无利害关系属性’。”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王小虎向记者分析跨境康养案例时指出，“我们团队在调研中发现，长者对跨境养老政策了解碎片化，家属咨询无门。我们提出的‘一站式数智平台’设想，之所以能被三地政府共同考虑，正是因为我们不属任何一方民政系统，能相对中立地整合资源。”

　　这种“中立性”在企业与政府间显得尤为关键。段宇向《华夏时报》记者坦言：“有些政策痛点，企业不方便直接向主管部门提，比如某些补贴申报流程复杂，但通过高校课题调研形式反映，往往更易被接纳。”

　　然而，高校的跨界角色也存在清晰边界。宋科向记者指出：“我们不是政府，不能替代决策；我们也不是企业，无法直接创造利润。我们的核心价值在于：第一，前瞻性研究能力，比如提前捕捉政策趋势与产业痛点，为决策提供预判性支撑；第二，跨学科整合能力，比如人工智能+法律+公共管理团队；第三，可信任的第三方评估身份，为政策优化与企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他以研究院参与的前海15周年政策提炼项目为例：“我们不是简单总结成果，而是与当时的政策设计者、执行者、受影响企业共同复盘，找出哪些机制真正可复制、哪些仅适合特殊情境。这种‘政策考古学’工作，只有高校有耐心和学术工具完成。”

　　如何把“湾区实验室”打造成为“国家样板间”？

　　论坛闭幕时，一份题为“前海15周年：15项可复制机制创新”的内参报告已送达相关决策部门。尽管具体内容未公开，但《华夏时报》记者从多方采访获悉，其方法论可能成为更大范围的参考。

　　“很多地区都有校企合作，但往往停留在项目层面。”吴逊向《华夏时报》记者分析，“大湾区试验的价值在于，它试图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校地共生系统’：地方出题、高校答题、企业验题、三方共修政策。这套流程如果标准化，或许可推广至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协同场景。”

　　王小虎则从民生领域指出突破口：“跨境康养中试点的‘湾区标准’‘一试多证’，本质是打破资质壁垒。这套经验对跨省务工人员的社保、医疗互通同样有参考价值。”

　　然而，挑战依然明显。胡伟星则向记者表达了提醒之意：“高校深度介入政策执行后，如何保持学术独立性？如何避免成为‘第二政府’？这需要清晰的权责边界与透明度机制。”

　　高校如何成为区域发展的“操作系统”？深圳论坛2025落幕时，宝安“桃花源·智谷”迎来了首批30+个入驻项目。不远处的前海，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正基于高校研究成果启动首轮测试。从“写论文”到“编代码”，从“提建议”到“建沙盒”，高校的角色蜕变或许比论坛议程更深刻地映射出湾区治理逻辑的变迁——在“十五五”强调系统协同的背景下，区域竞争不再是单项政策的比拼，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同效率之争。

　　正如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李大宏在中国人民大学深圳论坛2025序幕论坛暨第三届“人民·大公”湾区智汇政策圆桌会致辞中提到的：要让湾区科创协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样板间”，需以“跨域协同”破题、以“双向协同”赋能、以“互补协同”聚力。高校能否真正成为跨层级协调的“中立平台”，仍取决于其能否持续打破学科边界、行政壁垒与产学研隔阂，在“十五五”的湾区实践中，提供不止于纸面的“思想供给”。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