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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3月10日刊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荣誉教授埃利奥特·科恩的文章，题为《欧洲无法再信任美国》。全文摘编如下：

　　对于特朗普政府异乎寻常、而且往往很残酷的行为，有一种反应是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基本上适得其反，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恰恰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喜闻乐见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冷静比愤怒更可取；头脑冷静要比头脑发热能够更好评估局势。

　　认为美国政府可以越过我们的欧洲盟友，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从而加强美国安全，这种想法就是那种只有自诩精明强硬的平庸政客才能想得出来的愚蠢行为。

　　但是，充分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潜在因素也至关重要。欧洲基本安全长期依赖美国，这是难以维持的。

　　北约联盟面临的最大危险源于美国与旧世界之间的心理关系，旧世界的生存依赖于新世界的武器。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经说过：“本质上，西欧自身的防务依赖美国，是不健康的。”欧洲一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中恢复过来，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关系很可能会引起一方的傲慢与居高临下，另一方的怨恨与不负责任。

　　特朗普政府对北约的猛烈抨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可以想象，那是一定会发生的。同样的批评，措辞不那么尖刻的版本，已经被反复提出过，包括一些非常友好的政府。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欧洲对一个充满善意、保护自己的美国的信任是一些选择性记忆的产物。尽管在近80年的时间里，美国确实向欧洲提供了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保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那些不时困扰联盟的激烈言辞。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剥削了它的欧洲伙伴和盟友。它要求欧洲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贷款，并利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优势，打破了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度，加速了欧洲帝国的分崩离析。马歇尔计划是伟大的，但也是一种利己行为。从美国的角度看，20世纪，美国三次拯救了欧洲，而从最广泛的角度看，这是由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驱动的三次集体自杀企图。

　　美国人和欧洲人一直是不同的，而且现在仍然不同，即使现在在美国可以买到优质葡萄酒、面包和咖啡，在欧洲也有牛仔裤和说唱音乐。正如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它们对自由、言论自由和政府适当角色的概念定义是不一样的，尽管他应该有礼貌、理智地强调我们有多少共同点，并承认分歧与他无关。

　　他们的心态从来都不一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说：“美国人的想法令欧洲人恼火，就像电锯激怒松树林一样。”的确如此，尽管英语现在是欧洲的通用语言，但是对于大西洋彼岸的人来说，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并没有变得更加透明或可预测。

　　从长远来看，一个更正常的美国政府将会回归。随之回归的还有富有成效和可预测的关系、合作与友谊。但是，经历了过去两个月之后，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存在信任。一届特朗普政府是一个错误；两届特朗普政府，可以正确解读为永远无法修复的分歧。大西洋联盟可以重建，但是它的基础将永远不一样了；某种意义上，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一个装备精良的欧洲——甚至像波兰总理最近建议的那样，包括一个拥有更多核国家的欧洲——将是一件好事。一个在物质上和心理上摆脱对美国非自然依赖的欧洲，对双方都有利。

　　然而，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种不信任应另当别论。这个人、这些想法和这些结构性条件地狱般地融合为一体，欧洲此刻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如果它从心理依赖中解放出来，打开自己的金库，释放民主社会的能量，它就能保卫自己，包括乌克兰。同时，我怀着最深切的遗憾说，任何相信特朗普政府官员口中的任何承诺的欧洲领导人都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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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