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卸任一个星期，拜登又放了“大招”。

　　1月13日，美国拜登政府发布了人工智能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该措施进一步加严对人工智能芯片、模型参数等出口管制，还拓展了长臂管辖，对第三方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设置障碍、横加干涉。

　　拜登要在最后时刻尽量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除了外交上好坏参半的成绩之外，“小院高墙”可能是定义拜登主义的重要内容。然而，技术和经济议题的安全化终归是有边界的，拜登卸任前的急就章不仅不利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也引起了美国国内产业界的不满。

　　拜登政府的新限制规定，为用于驱动处理AI计算数据中心的芯片建立了三级许可制度，构建了从亲到疏的圈层，最内层的七国集团（G7）成员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中国台湾、荷兰和爱尔兰等约18个国家及地区，不会受到限制。

　　次一级的则有以色列、沙特等120个国家，这些国家进口芯片的数量将受到限制，而最外圈的一些国家比如中国等，美国企业则无法向其出口芯片。

　　通过这一限制措施，美国不仅不向中国等国家出口相关芯片，而且还试图堵塞出口商通过其他国家向最外圈层国家出口芯片的渠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认为，这一措施为美国的伙伴和行业提供了清晰的信息。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将高科技产业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议题，“小院高墙”成为这一战略的形象表达，美国政府遴选关键的技术和产业，建起高墙，其本质就是切断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联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精准脱钩”。

　　半导体在信息时代被广泛应用，人工智能被认为是未来大国竞争的关键产业，美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但是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思维之下，人工智能被认为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安全。因此，美国并非以技术产业发展的逻辑来面对新一轮技术进步，而是以战略安全竞争的逻辑来筑墙挖沟。

　　在全球化的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在创新能力上，知识产权保护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上不能进行合作。事实上，技术创新需要一个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除了国家进行的战略投资之外，企业创新的成本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撑，也需要市场的反哺。也就是说，企业需要通过盈利来为自己的创新和研发提供资金。

　　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芯片消费市场之一，美国诸多高科技企业在中国都有不小的份额，拜登政府的一纸禁令等于说关闭了这些企业在中国及其他“最外圈”国家的市场，切断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人工智能芯片的巨头英伟达在公司官网的文章中就指出：“新规则将控制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包括已经广泛应用于主流游戏电脑和消费硬件的技术。”

　　拜登政府构筑“小院高墙”除了宣称为美国的安全服务，更重要的是想要实现产业的回流，重建美国制造业的辉煌。而事实上，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双重“中心—边缘”结构。简单来说，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过了快速金融化的过程，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成为主导形态，制造业外迁，金融和科技崛起。

　　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制造业在全球空间中重新配置，美国“锈带”形成的原因在于失去了成本优势，不仅成为美国经济的边缘，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与此同时，华尔街和硅谷不仅是美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这种双重“中心—边缘”结构并不能通过“小院高墙”来弥补。显然，拜登政府找错了药方。

　　围堵中国，限制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并不会让美国的“锈带”重新亮起来。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在于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体系的完善，以实现效率的提升和福利的倍增，而“小院高墙”无疑破坏了市场合作网络。

　　美国半导体协会的总裁就认为，这样一项影响重大的政策未听取业界意见，就在总统卸任之前匆匆出台，对美国经济及其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将造成意想不到的持久伤害。而这种对产业的伤害，无疑会外溢为全球供应链风险，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