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奈特在北大国发院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表示,近期,中国经济的风险相当均衡,今年有望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在他看来,近期一揽子刺激政策的出台表明,中国政府将出台更多支持政策,特别是针对房地产市场,以提振消费信心。
IMF今年10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4.8%和4.5%,比该机构4月时的预测分别高了0.2和0.4个百分点。对此,巴奈特指出,该机构在做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时,中国三季度经济数据还没有出炉,一揽子刺激政策也没有出台,这两者的影响可以大致抵消,因此, IMF会大致维持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
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有必要尽快完成房地产行业的调整,这是影响中国消费信心的首要因素,“越快完成越好,即使要花一些钱”。对此,他建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此外,他建议重新调整财政政策,从支持投资转向支持消费,这样就不会增加太多赤字,且能为经济提供更多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奈特(郑青亭/摄)
当天,他在以中国消费为主题的演讲中指出,在新冠大疫情前的20年中,中国的年均消费增速一骑绝尘,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但在消费占GDP比重方面,中国与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通过对比中国、美国和欧洲近几十年来消费水平的动态过程,他展示了中国家庭消费呈现的主要特点——相较于全球而言,消费增速极高,但消费占GDP的比重又较全球平均水平偏低。他分析道,这是由于中国的产出增长速度高于消费增长速度,产出快速向世界前列水平收敛,而消费水平收敛较慢。
他还对疫情期间中国、欧盟、美国等经济体的家庭储蓄与家庭消费进行了对比,发现中国的消费储蓄趋势与世界各国相似,疫情高峰期储蓄率攀升,并一直高于历史水平。对于高储蓄率,巴奈特比较了国民账户数据与调查数据的区别,并指出了以社保、房价来解释高储蓄率的不同理论的优劣。
他认为,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鼓励家庭增加消费来减少储蓄,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来鼓励消费。在他看来,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既可以通过税收改革实现,也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转型,从制造业转移至劳动收入比重更高的服务业来实现。
在现场,有观众问,较高的储蓄率为投资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从而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扩张,那么中国降低储蓄率的意义何在?
对此,巴奈特给出了三个解释:第一,正如凯恩斯所说,“无论什么生产,到最后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消费比GDP更能衡量社会的福祉,因此,如果要衡量幸福,更快的消费增长将是好事。第二,消费驱动的经济比投资驱动的经济对环境更加友好。第三,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储蓄-投资=经常账户盈余,如果储蓄高于投资就必然会造成经常账户顺差,从而或引起贸易伙伴的担忧,这就是为何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希望中国扩大消费的原因。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出国旅行、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助于缓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关系。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