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上海老城厢的改造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目前拆迁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对这座现今上海主城区范围内历史最为悠久、拥有730年建县史的江南古县城的再开发，正在加紧实施之中。老城厢未来会变成什么样？这是一个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话题。

　　“老城厢是城市的根，对老城厢旧城的改造不仅关系到老百姓的利益，也关系到城市长远的发展。”在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王依群看来，“对于老城厢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2024年11月16日，“上海老城厢：空间与人文的历史回眸”学术论坛在上海社科会堂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分享了各自对于老城厢的研究成果。

　　“老城厢是上海的都市之根，沉淀着城市文化中江南文化的深层底色。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老城厢的大片区域暂时进入沉寂状态，从城区格局到街道、街坊和建筑，以及这些空间中曾经的生活形态和人地关系，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剧变。然而，回溯近代开埠之前的数百年、开埠后的百余年，上海作为一个独特江南城镇的成形、繁荣和变迁，都印刻在这个地区的空间场所和人文记忆中，曾经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还历历在目。老城厢的转型发展，是当代城市更新中最值得期待、也最具挑战的任务，需要社会合力的推动。历史研究和认知是起点，也是连接未来的基石。”主持论坛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表示，她期待这次研讨会成为体现跨界历史研究价值和作用的好的开端。

　　老城厢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论坛共有六位专家作主题发言，他们从各个角度展开了关于老城厢历史的回顾，从多视角展示了老城厢的历史厚度和丰富性、复杂性。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钟翀分享了上海老城厢水系格局的演变和历史景观的微观肌理特征。他提出，关于老城厢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024年到1032年，设立上海务，作为专门的酒税征收机构；南宋时候出现了市舶司；1292年建县；1553年，因为屡次受到倭寇的侵扰，筑城；1843年开埠；1914年拆城。他以设县前后、筑城前后为节点，通过对相关地图、文献资料的比对，展示了上海老城厢水系格局的演变。他提出，当年上海务所在位置应该在方浜路，“那地方是上海城市最初发生的地点”，“我曾经有一个建议，考古部门可以挖一下，因为在宁波和嘉兴，都从这下面出土了很多酒瓶。”

　　在近代历史上，作为华界核心区域的上海老城厢也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市政工程，上海城市记忆空间研究院副理事长、绿城管理集团产品研发中心建筑专业总监黄中浩对此进行了回顾和梳理，聚焦增辟城门和“九亩地”开发、拆城填壕、拆除县署三大工程，分析工程背后的行政组织、经济策略与实施细则，展现老城厢在近代史上的格局演变的过程及原因。

　　原南市区有线电视台台长鲁克龄以他在老城厢70年的记忆，分享了老城厢曾经的高密度水路与桥梁构成的水城风貌，其格局仍然能在今日的城区中辨识。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李颖春同样出生于上海老城厢的蓬莱路，2018年，当她开始研究金家坊片区的时候，意识到“它如此丰富、灵动、内在机制如此有趣”，她通过历史图像解读和形态分析，将上海老城厢金家坊片区识别出三个历史层理。三者的叠压和拼贴，不同时代发生的故事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直至最后，形成了金家坊片区既不同于传统江南市镇，又有别于近代外国租界的生活空间特征，“它是轻柔叠加、新旧交融的产物，相互之间谁也没有替代谁，而是以一种共存的方式存在到今天。”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刚从微观着眼，通过对黄瑞生家族几代人在老城厢经营奋斗、家园建造、转向租界及其产权变更过程的挖掘与分析，呈现了家族参与塑造老城厢生活形态与空间肌理的历史过程，以及近代租界与老城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老城厢为什么土地切得那么碎，那么有机？那是因为土地自用自开发，这些小的土地单元和发展单元往往就是一个家族的定居点。”刘刚认为，“放在整个近现代的城市化机制来看，远比今天房地产驱动的城市开发要复杂得多，在社会意义上也比今天复杂得多。”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汪志星通过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建立南市难民区的倡议者、主持人、法国传教士饶家驹的历史事迹，展示了老城厢在国际事件中扮演过的特殊角色，以及其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对谈环节，同济大学特聘教授诸大建特别强调了老城厢不同于苏杭等江南水城的独特之处，他认为，正是老城厢与租界的互动，造就了今天这样一个海派的江南水城。

　　“老城是脆弱的，这个脆弱叫不可再生”

　　会中，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曹建国以“上海老城厢：城厢市井·城厢人家”为题，展示了20年来他在老城厢记录的120幅摄影作品。从2004年开始，曹建国持续用大画幅相机记录着老城厢街道边的市井建筑，并深入到生活在此地的上海人的家中，在他们搬迁前为他们留下与“旧家”最后的合影。他表示：“通过这个照片，可以看到一个时代老城厢的景象，以及带有人文环境的生活场景。”

　　本次论坛一方面是学术交流，一方面也希望专家学者与城市发展的管理者、城市更新的实践者能够互相对话。

　　上海市黄浦区规划局副局长周弦从管理者的角度，分享了市、区各级政府在老城厢保护和民生改善的规划、实施情况及其未来工作目标。她认为，老城厢片区的规划发展，最焦点的问题还是民生改善，“从保护的角度和城市空间、建筑单体的角度，老城厢的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但确实住在里面的人生活品质比较差。怎样才能完成社会经济多方面价值整体实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她表示，在2022年成片旧改完成之后，还有一些零星旧改的工作，面临的挑战可能会更大。

　　针对解决“手拎马桶”的问题，她介绍称，这几年主要采取多种方式复合的做法：一种是征收，资金投入量大，但是可以一揽子解决地区配套设施综合改造的问题，比如地下车库、管线，将来可以更加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还有一部分是采用成套率改造的方式，对既有的建筑重新进行户型规划，老百姓可以回搬，会涉及一部分抽户，这种方式老百姓的获得感可能不是太高，政府投入的资金相对比较小，但投入的行政成本很大；最后就是加装马桶的方式。

　　大规模的更新，还是小规模的渐进，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选择怎样的模式，它们的优劣分别是什么，一直是城市更新关注的焦点。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蔡永洁以对老城厢历史空间研究的经历，表达了对这块区域新旧交替关系的价值认识。他认为，传统的老城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小，小的空间单元，小的尺度。”第二个就是多层级的空间体系，“有街道，有主弄支弄，不规则的，也能找到规律的，形态非常复杂。”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鹏对老城厢的历史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撑保护实践，以及如何以老城厢为对象开展遗产保护教学发表了看法。他提到，分享的专家学者“都在说历史，说过往，说形成机制”，但这中间好像有一个很无奈的断层，“我们都在说老城厢曾经怎么样，但是谈到今天的保护实践的时候，研究和实践似乎处于一种断裂的状态。”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城市更新与历史建筑保护设计中心主任宿新宝是历史建筑保护实践的专家，他表示，在开展实践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也阅读了在座专家的著作，无论是现场考察还是文献资料，都做了很多相应的研究。

　　他表示，针对有保护身份的建筑，有专门的遗产保护方法，已经有很多成功案例，但恰恰是成片的民居类建筑，与城市生长紧密咬合在一起，又面临马桶等民生问题。他发现，遗产保护学者和城市更新实践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与此同时，这也涉及人文、历史、经济学、人口学等很多领域。城市更新不仅仅是建筑和环境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和经济的更新。他希望更多领域的人能够参与其中，作出更多研究，他也认为城市更新的实践者应该把节奏放得慢一点，多听取各方意见，多参考国内外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老城是脆弱的，这个脆弱叫不可再生，基于它的脆弱性，可能还是应该把行动放得稍微慢一点。”

　　“大家都反对大拆大建，所以现在要城市更新了，”诸大建表示，但其中的具体问题，依然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挂牌的是比较好办的，不挂牌的、有历史性的，是不是要修旧如旧？要把它变成博物馆吗？老城厢的房子是不是每个都要保留，还是保留肌理、水系这些体现老城厢风貌的东西？”

　　卢永毅也认为，我们应当超越挂牌不挂牌的简单认识，重新认识“过去的历史形成、空间结构和人文”，“历史研究对于可持续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的现在和将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希望和大家继续探索的话题。”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