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至12日，2024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平谷举行。其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共同主办 “2024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农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邀请政府机关、司法机关、高校、科研机构等相关人员参与，围绕“农业创新成果保护”等议题讨论交流。

　　有嘉宾指出，今年来，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事业快速发展，以北京平谷区为例，其农业知识产权拥有量快速增加，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4.5%提高到2023年62.4%，提升了近8个百分点。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保护方面仍存在短板，农业生物遗传资源权属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转化能力不强等问题亟待解决。

　　与会人员提及气候变化给种业发展带来新挑战，并从域外经验和本土实践两个方面详细阐述应对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如干旱、洪水、高温和寒潮等都会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周期，给种业发展带来挑战，如2023年5月，河南遭遇罕见 “烂场雨”，导致小麦出现倒伏、发霉、发芽，夏粮产量比上年减产近6.9%。这一现象也受与会者高度关注，专家建议或可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激励适应气候变化的种子研发。

　　研讨会现场。

　　农业农村部正制定EDV名录和判定指南

　　中国农业农村部党校、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杨东霞在会上指出，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也是战略性、基础性的产业，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频发等，给起步较晚的种业带来新挑战。

　　杨东霞认为，知识产权是种业创新发展重要制度保障，如何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来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下的新品种开发和应用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她介绍，2021年，欧盟延长4000多个植物品种的保护期，强化育种者的一些权利；同年，日本修订《种苗法》强化育种者的权利，对于繁殖材料的出口实施标签制度，并通过技术创新研发耐高温水稻品种，产量面积从2017年6.8%，增长到2021年的12.8%，四年增长一倍；2022年，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在日内瓦召开专门研讨会，讨论怎么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来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下的新品种开发和应用的挑战。

　　在司法实践方面，一些国家利用区块链、无人机、遥感技术调查取证。比如，美国桑沃尔公司去年利用无人机监控来收集对于侵权葡萄的证据，得到意大利法院采信。欧洲育种者信托公司通过遥感技术来识别肉眼难以判断的侵权植物品种。

　　从国内实践来看，杨东霞介绍，目前已形成以《种子法》为核心的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2021年《种子法》修订时，首次建立派生品种制度（以下简称“EDV制度”），扩大保护范围，延长保护链条，完善金钱赔偿制度，加强种子资源保护。

　　南都记者了解到，EDV制度是一项国际通行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派生品种进行商业化利用时，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利人的同意，并按合同约定给予商业回报。这一制度旨在平衡原始品种权利人和派生品种权利人之间的利益，鼓励育种原始创新，同时尊重他人创新成果。目前，中国正在推进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在内的四大作物试行EDV制度。

　　杨东霞表示，这一制度如何落地备受关注，据她了解，目前海南自贸区知识产权法院已关注到这一类型案件；农业农村部正在推进EDV名录和判定指南的制定，遴选鉴定机构。

　　明确农民自繁自用种子的权利界限

　　多位与会嘉宾提到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下，农民自繁自用权利的界限问题，这就首先需要界定“农民”的范围。杨东霞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和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相关规定，明晰了“农民”的定义和责任豁免范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农民可以被豁免；而一些农耕大户，比如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农业深化服务组织则不在豁免范围内。

　　杨东霞表示，如何平衡种子品种知识产权保护和科研与农民权益的问题，即知识产权的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不久前，她和最高人民法院、社科院以及农业农村部共同研究和推进。

　　据杨东霞了解，种业领域合作的专业性很强，一些农民无法读懂合同，无法辨识背后的风险，因此需要在这些地区推广公共法律服务，一村一法律顾问；农业农村部正在推进农民学法示范户。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亚太法学研究院院长杨东介绍一个服务于农村的普惠金融项目：为农民的农资采购提供贷款，播种、加工以及农产品销售提供一条龙服务，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包括传感器、物联网技术全面掌握养殖业、农村的各种农业数字化的过程，同时把涉农机构、农民等的数据上传云平台，构建基于区块链不可篡改的数据控制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金融的抵押、放贷模式。

　　破解侵权认定难可通过制度设计

　　涉及种业知识产权问题的法律实践中存在举证难的现象，也是此次论坛上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法学博士雷艳珍表示，现实实践中的举证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涉及到赔偿数额的确定，难以证明自己到底有多少损失；二是关于侵权事实认定困难。

　　对此，雷艳珍介绍，破解侵权认定难主要通过制度设计，比如，新的植物新品种权司法解释中特别规定如果使用授权品种相同的名称，可以推定其属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这样可以减轻权利人举证的难度。对于如何确定赔偿数额，她表示，法院在奥黛丽辣椒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中做了探索，侵权行为人在纠纷发生前，曾与权利人达成和解，双方约定了一个几百万的损害赔偿金额，知识产权法庭做出二审判决，明确指出双方在侵权损害赔偿达成的协议，可以作为后续侵权纠纷中确定赔偿数额的重要参考。

　　目前，有些技术缺乏行业标准，比如说种子的亲子关系认定，法院通过举证责任的转移制度为权利人提供有力保护。比如彩甜糯6号案件中，杂交种属于基因型相同，法院依据育种规律，即如果杂交种属于基因型相同，说明它的父母本是相同，判定由被诉侵权人来提供证据推翻上述事实，当被诉侵权人无法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认定存在侵权行为。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