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上，一架架机械臂来回摆动装配产品，智能管理平台大屏上，生产进度、设备运行状态等情况一目了然......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前沿技术与未来产业正把人们的想象变为现实。这些科技创新和产业的不断融合发展，共同形成了新质生产力。

　　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过去40多年，在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下，房地产市场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不过，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仅依靠传统的增长模式已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

　　因此，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的显著跃迁，这一跃迁是通过科技进步与创新驱动实现的，旨在达成更高质量、更高效能以及更高科技水平的生产力。

　　然而，发展与推进新质生产力并非易事，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堵点难点如何破解？市场与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要如何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这些问题，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亟须解决的。

　　寻找可持续发展之路

　　7月末，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以下简称为“国创会”）指导，广东时代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24“影响力·时代”峰会——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

　　国创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出席论坛，并发表了题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逻辑和实施路径》的演讲，详细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发展逻辑及其在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黄奇帆在论坛中说道，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基于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黄奇帆说，我国1980年 GDP为2000亿美元，2020年达到了18万亿美元，40年增长了90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跨越和重大成就。在这四十年的进程中，无限供给的低成本的人口红利、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融入全球化的红利，这三大红利推动我们长足发展、加速度发展。

　　但近年来随着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持续上涨，比较优势不再显著。再靠资源、靠资金、靠劳动力等大量要素投入加速度发展的时代过去了，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也无法在未来复制。

　　黄奇帆给出一组数据进行对比，从自然资源投入来看，中国 GDP大致是全球的 20%左右，工业规模和进出口贸易分别是全球的 30%左右，却消耗了全球矿产资源的 50%。如果按此比例继续下，再过20年，若GDP翻了一番，资源也还要翻番，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意味着，源头减量、节能减排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黄奇帆进一步剖析了资金消耗层面的困境，中国的货币发行越来越快，资金量也累积到非常巨大。看着货币量好像是应该通货膨胀，但是看市场反而感觉像通货收缩。“目前，资金对市场不敏感，存在银行里不出来，没进股市，没进房市，也没进老百姓的口袋去消费，跟市场没发生周转，货币投放的边际效应、调控的敏感度已经大大降低了。”

　　此外，随着劳动力人口的逐步减少，黄奇帆认为，传统依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

　　“从总的人口基数看，到 2050 年我国人口可能降到 12亿或者11.5亿，再靠劳动力要素无限投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已经淡出了。”黄奇帆说道。

　　面对上述挑战，黄奇帆认为要在理论、技术、工艺、工具和要素这五大维度进行创新，这些层面的协同创新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科技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中，生产性服务业（区别于生活性服务业，指促进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服务行业）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进步不仅关系到产业结构的优化，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例如，在工艺创新方面，黄奇帆举例说，通过一体化压铸，特斯拉将原需要多个零部件通过冲压和焊接等方式组装而成的车身结构件， 转变为可以直接通过压铸工艺一次性形成的单一零件。

　　这种方法不仅减少了零件数量，降低了生产时间和成本，而且还提高了车身结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而这一创新可能会导致汽车车体制造工艺的重大变革。

　　除此之外，黄奇帆特别提到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他认为数据作为和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一样的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将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因为各种自然资源都在被不断消耗的时候，只有数据在不断累积和增加。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的‘喂养’下正在加速迭代，数据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得以成熟的重要生产要素。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普及和应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特征会更加显著。”黄奇帆说道。

　　主攻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路径上，黄奇帆提出应聚焦于新能源、新材料、数字智能、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五大领域。

　　这些领域的颠覆性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每一个领域的突破都能引领社会进入新时代。

　　举例来说，从煤炭到石油化工，就是将世界从蒸汽时代推进到了电子机械时代；而清洁能源加上电子芯片，就把世界带到了智能世界。因此能源系统的不断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体现。

　　同样，新材料、数字智能、医疗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的创新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飞机发动机、燃气轮机，能生产各种复杂零部件的高端数控装备，各种高端工业母机等等。装备上的进步不但解放了人类的双手，进而也将解放人类的大脑，必然是新质生产力。”黄奇帆说道。

　　由此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单单只是边际上的改进，而是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中国的科技创新仍存在很多短板。例如在芯片、发动机、材料、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诸多领域存在短板，一些关键零部件、关键装备依旧依赖国外。

　　援引《财经》报道，2023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在通用处理器CPU、GPU等高端芯片领域，中国还存在着巨大空白，90%以上的高端芯片都依赖进口。国内高端医疗设备市场规模已高达上万亿美元，但95%以上的设备依赖进口。

　　这也表明，攻破科学技术壁垒，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大挑战。那么，如何突破？黄奇帆认为，增大研发经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社会对创新者的容纳度，这些措施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研发投入领域，黄奇帆指出，多年来，我国全社会研发强度保持在GDP的2%左右，建议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和远景目标时，将研发强度提高到3%，到2035年提升到4%。

　　“另外，要加大原始创新研发经费的投入。当前，在我国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占 5—6%。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在 15-20%左右。因此，到2035年我国这一比例应该达到 20%左右。要将这两个指标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化安排予以确定。”黄奇帆说道。

　　研发之后，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被视为是推动科技创新的第二引擎。黄奇帆表示，当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 30%左右，与欧美发达国家 60%-70%的水平差距较大，需要提高原始创新成果的转化力度。

　　“在成果转化利益分配上，目前我国大致上是投资者占 30%，发明者或发明团队占 70%，听起来我们对发明团队高度重视，但是发明团队能发明，不见得能转化。要学习借鉴美国硅谷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实践，即对成果转化收益，投资者、发明者、转化者各自拥有三分之一。”黄奇帆说道。

　　此外，作为具备强大创新能力和巨大成长潜力的企业群体，独角兽企业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

　　据了解，美国资本市场总额有40多万亿美元，其中独角兽企业的市值占资本市场总市值的30%，达到12万亿美元。反观我国，当前股票市场总市值约为70多万亿元人民币，若将科技创新类板块视为独角兽企业，其在股票市场中的市值尚不足10万亿元。

　　因此，黄奇帆认为，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演进，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积极支持那些具有成为独角兽企业潜力的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在其大规模产业化成长的关键阶段，以确保其能够顺利发展。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