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下称“决定”）。根据决定，从2025年1月1日起，我国将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

　　这是职工法定退休年龄自上世纪50年代确定后，70多年来首次进行调整。

　　打工人们该如何解读延迟退休？为此又需要做哪些准备？

　　界面新闻带着这些问题专访关注养老问题多年的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原研究负责人、教授朱俊生。

　　在朱俊生看来，延退有利于积极应对老龄化，增加就业供给，提升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不过，与其他国家延退相比，我国延退政策涉及人数最多、一次性延退年龄最长，事关社会稳定。对受冲击大的群体、低收入者和再就业技能低的群体，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和生活救助等方面，给予相应扶持，以缓解短期震荡，增强应对弹性。

　　以下为访谈实录，经整理并有所删改：

　　延迟退休：社会和人口变迁下的必经路

　　界面新闻：您认为此时公布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有何意义？

　　朱俊生：首先延退有利于应对老龄化与高龄化的人口结构变迁。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到人口老龄化高峰的2050年代，6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超过4.6亿，占比将超过三分之一。

　　同时，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23年我国居民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78.6岁，预计2040年预期寿命将接近82岁。随着预期寿命每10年增加2-3岁，未来百岁人生更加普遍。

　　老龄化与高龄化带来平均寿命不断提高，客观上要求延迟退休年龄。

　　其次，延退有利于增加就业供给。与2021年相比，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666万人。从近十年（2011-2022年）数据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了峰值（9.4亿），之后开始负增长；十多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6000多万。

　　近年来，我国出生率下降。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总人口较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将可能进入持续负增长阶段，这也使得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减少。

　　在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背景下，提升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成为重要选择。通过延退提升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是普遍的国际经验。如OECD成员国55-64岁的老年人口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的50.0%上升至2019年的64.4%，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的9.1%增加至2019年的16.0%。这些国家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提高与延迟退休的政策直接相关。

　　另外，延退有利于提升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与少子化的结构变迁，赡养率（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不断提升，将由目前的五分之一，提升至2050年的二分之一，这对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带来挑战。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国际上养老金制度参数改革的重要政策选择以及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普遍提高退休年龄，应对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影响。2020年，OECD34国平均法定退休年龄约65岁，2020年之后很多国家67岁，有些国家甚至延长至70岁。我国养老金领取年龄过早，且领取政策缺乏弹性，不利于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延迟退休可以提升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

　　界面新闻：我国的延迟退休采用渐进式方法，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您认为这样的安排有什么益处？

　　朱俊生：渐进式延退是国际经验。如美国将花44年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至67岁。其中预告期（1983-2003）20年，执行期（2003-2027）24年。每年仅提高两个月，在前6年延迟1岁之后，在2009年达到66岁后暂停12年，然后2021-2027年再提高1岁，每年提高2个月。

　　我国秉持小步调整原则，将用15年实现延退政策目标。渐进实施延退政策有利于稳定公众预期，便于公众提前调整，降低政策对部分群体可能产生的较大冲击。

　　延退方案的渐进式推进节奏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已正式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公众对延退已有十多年心理准备。同时，现行实际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年龄都较低，实施延退可以比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节奏更快点。

　　界面新闻：决定对于养老保险制度有所完善，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我们该如何理解相关安排？

　　朱俊生：国际上普遍建立激励主动延迟退休的机制。我国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挂钩，基础养老金计发基数与个人实际缴费挂钩，具有鼓励职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的内在机制，提升延迟退休的边际收益。

　　提高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提高个人未来养老金替代率，提升养老金制度财务可持续性。鉴于目前参加工作平均周期为35年，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较为合适。方案对提高最低缴费年限设置了5年缓冲期，可以减轻对于部分已临近退休的职工的影响，也便于职工提前作好参保安排。

　　界面新闻：决定中提到“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这样的设置有何作用？

　　朱俊生：弹性退休制可以为公众提供选择权，减少改革阻力，为需要隔代抚养的参保人提供选择，有利于弥补托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促进生育率提升；有利于提高制度可持续性。另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工作人员选择“延迟退休年龄”的概率高，该群体收入稳定，对提高基金收入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如果选择提前退休，但未达法定退休年龄无法领取养老金，那么收入将可能存在一定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早一点做养老规划，通过配置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养老金融产品，为自己提供相对稳定的收入现金流。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OECD国家中，私人养老金在整个家庭的金融资产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在英国，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私人养老金占比超过了40%，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占比也接近四分之一。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相信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中，养老相关的比重会逐渐加大。

　　养老金融：需提升个人养老金参与率

　　界面新闻：世界银行建议，如果退休后生活水平与退休前相当，养老金替代率需要达到70%以上。相比于发达国家，国内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较低，因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您对养老金融的发展有何看法？

　　朱俊生：当前发展养老金融的关键是完善制度设计，提升个人养老金参与率。

　　由于养老金体系不健全，特别是私人养老金发展滞后，我国积累的养老金融资产规模较为有限。根据我的测算，2021年中国养老金体系三个支柱积累的养老资产约为10.97万亿元，仅占GDP的9.59%。当年美国三个支柱积累的养老金资产总量为42.3万亿美元，占GDP的183.39%。可见，中国养老金融资产占GDP比例不到美国的十八分之一，也低于绝大多数OECD国家，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要求，亟需发展养老金融，增加养老储备。

　　目前企业年金发展已经遇到瓶颈。2023年底企业年金参与人数3144万人，约占同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参保人数的6%。企业年金参与主体主要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民营中小企业参与率偏低，且近年来扩面速度明显放缓。

　　从国际经验看，确立“准强制性”的自动加入机制是扩大企业年金参与率和覆盖面的关键。但由于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民营和中小企业经营面临很多挑战，短期内引入自动加入机制的难度增加。可以考虑针对性简化建制条件与门槛，如国资部门可进一步放宽考核限制，税务部门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给予用人单位和职工更灵活的税收优惠享受方式，同时推动企业年金向用人单位与职工通过劳动合同自主约定的决策模式转变，降低中小企业参加企业年金的决策成本。同时，鼓励单位对部分群体先行建立，再逐步吸引、扩大全体员工参与，进一步释放企业年金发展空间。

　　以个人养老金为主的养老金融则具备坚实的发展基础。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与少子化的结构变迁提升了对于养老金融的需求。另一方面，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支撑个人养老金的潜在需求向现实转化。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率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养老需要提前规划足够、专项的资金，但目前我国居民家庭财富中，短期存款的占比很高。这不利于建立长期养老储备，将短期储蓄转化为长期养老资产的需求迫切。

　　养老金融产品期限相对较长，有助于推动短期储蓄转化为长期养老金融资产。发展养老金融可以积聚长期资金，通过投资促进债券和股票市场发展，推动资本市场规模扩大与结构优化。

　　界面新闻：不过数据显示，个人养老金制度尚存在“开户热、缴存冷”的情况，您认为该如何破局？

　　朱俊生：与第一、二支柱相比，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具有去中心化、独立性、精算中性等制度属性，理论上可覆盖所有人群。

　　为了拓宽个人养老金的覆盖面，可取消参加范围限制，为新经济、新就业形态中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创造条件，从而使其成为养老金体系中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制度安排。

　　在没有资本利得税的情况下，应明确领取的时候对于投资收益部分做免税扣除，与非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享受税收上的同等待遇，增强税惠的吸引力。

　　另外，可以适时提高享受税惠的缴费额度，比如，每年的额度提高至24000或36000元。同时，要建立抵扣额度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指数化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未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动态提高税前抵扣额度。

　　从国际经验看，引入TEE（缴费环节征税、投资与领取环节免税）模式能够有效扩大参与率，尤其是吸引低收入群体参与。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强，工作变动日益频繁。非正规部门快速扩大，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成为重要形式。在新就业形态下，为增强便携性，可将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与个人养老金打通，实现账户转移、税收优惠政策、投资管理方面的衔接。

　　界面新闻：您认为保险业在养老金融大文章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朱俊生：保险业可发挥产品、分散长寿风险、与养老服务有机结合等方面的优势，提升长期养老资金的投资收益率，成为第三支柱发展的核心力量。

　　养老保险产品期限长，在人口高龄化和长寿化背景下可以帮助客户对抗人性中的短视与急功近利，做长期养老储备。养老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为复利，在长生命周期内可发挥复利效应，利用时间价值获取被动收入与长期增值，促进养老财富积累。

　　在参与养老金融的机构中，只有保险机构能够开发和销售生命年金产品。因此，保险业应充分发挥在生命表、精算方面的优势，以及过去在提供年金化领取服务方面积累的经验，在养老金领取环节积极发挥作用。

　　我国以老龄化、高龄化与少子化为特征的人口结构变迁提升了康养服务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优质康养服务相对稀缺，发展不均衡。养老保险与服务结合，可以满足消费者获取与提前锁定优质康养服务资源的重要诉求。

　　商业养老保险本质上是长期养老资产积累，在较长的积累期提高养老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是关键。

　　和其他资金相比，商业养老保险资金具有期限长的优势，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具有跨越经济周期的独特优势。但受制于体制、机制与投资能力等约束，目前养老保险资金尚存在“长钱短用”的问题，长期优势没有显著发挥。

　　因此，要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提升养老资金投资收益率。保险机构可拉长考核期限，优化绩效考核体制，完善对承担风险的经济激励和责任匹配机制，倡导长期投资理念，提升投资能力，提高长期养老资金的投资回报。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