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广东勇立潮头多年，随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响起，广东该如何续写新篇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正是广东最大的发展优势。”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接受南都“湾心向世界——大咖访谈”栏目专访时指出，对广东而言，改革与开放乃一体两面，“均衡发展”是它的新课题。

　　一条体制机制改革“主线”，贯穿了郑永年的多个观点，不仅是制度要改革开放，思想也要改革开放。他认为，广东正经历“第三次开放”，更需要通过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来挖掘内部发展动力，实现与世界规则对接，塑造国家的未来。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先从构建区域大市场做起

　　南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如何认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课题？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被赋予“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等光荣称号，“世界发展看中国，中国发展看广东”几乎成为人们对广东的普遍认知。过去几年，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人们对广东的期望不降反增，希望广东一如既往当好“先行者”，为国家下一步发展探索新路子。

　　我们注意到，以前的改革开放总在找一些“突破口”，能做的先做，难做的放后面，甚至不做。党的十八大是一个转折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决定》强调“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均衡发展”。

　　广东如何率先做到均衡发展非常重要，包括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的协调发展、不同产业的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协调。《决定》里300多项改革开放举措都需要在地方落地，广东可以一条一条对照，确定自己怎么做。目前来看，除珠三角和粤东西北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比较突出之外，广东的发展相对均衡。

　　南都：您认为应该如何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郑永年：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体制机制改革，每一条改革举措都要配合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开放要靠体制机制来推动，其成果也要靠体制机制来保障。

　　我们看到，《决定》进一步部署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改革举措，二者有一定重合，都离不开体制机制来统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并非一步到位，要先从构建区域大市场做起，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等，都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来改革甚至重构。

　　纵观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9个城市实际上“内卷”严重，这就要求进一步推进广东省级层面行政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统筹作用，进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珠三角大市场。若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更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接受南都记者专访。

以香港为统一接口，对接世界高水平规则和标准

　　南都：针对当前任务，广东有哪些合适的切口去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郑永年：这个问题很好。“均衡发展”并非要广东各地“齐步走”，还是要找到突破口，但这个突破口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各地自寻出路，现在各地的突破口必须建立在统一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之上，以构建共同市场为一致目标。人们一直在强调，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根本。从广义上说，规则是世界市场经济的根本。

　　广东围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做实。大湾区要引领内部区域共同市场的建设，这个“统一接口”在哪？我认为就是香港。

　　对接世界高水平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是中国高水平制度性开放的核心。香港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既是世界性的，也是高水平的，澳门和香港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如果大湾区各个城市都对接香港，不仅可以快速促成大湾区共同市场的形成，更能促成整个大湾区融入世界市场。

　　因此，我提出要采用“香港+”的模式，就是以香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为基础，再做加法，加上内地的先进发展领域，例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产业等，这些应用技术的产业化优势是香港所没有的。

　　更进一步说，在这些先进发展领域，广东是否统一了规则和标准？广东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第一大省，生产总量巨大，但企业都在做自己的标准，缺乏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导致国际市场影响力不足。这光靠企业家自下而上的自愿合作很难做到，还是要政府发挥好统筹作用。

　　对广东来说，改革开放就是一体两面、同一个进程，不仅制度要开放，思想也要开放，不仅政府要解放思想，企业也要解放思想。香港在金融、医疗、教育、服务等方面发展优势都十分突出，我们要大胆借鉴香港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在形成大湾区共同市场的同时和世界接轨。

　　南都：广东建立了以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深圳河套为主的重大合作平台体系，都在积极对接港澳。

　　郑永年：这四个区域迄今为止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各自对接的规则规制尚未系统化，还是碎片化的，二是这四个区域尚未实现一体化，尤其是深圳的前海与河套，更应该一体化。

　　目前，广东可以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为据点，先把这四个区域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统一起来，再以点带面辐射整个大湾区。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接受南都记者专访。

通过“单边开放”政策主动接轨世界规则

　　南都：您曾说中国正进入“第三次开放”阶段，广东会承担什么重任？

　　郑永年：开放是广东的灵魂。广东是中国近代以来两次开放的发源地:第一次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的被迫开放，中国数代人走上了寻求现代化强国之路，广东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第二次为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主动开放，广东引领了第二次开放。中国今天的发展是第二次开放的结果，深圳更是这次开放的直接产物。可以确定地说，广东的开放改变的不只是广东，而是整个国家。

　　今天的广东更需要通过高水平的开放来挖掘内部发展动力，甚至塑造国家的未来。对广东来说，内部改革主要达成两个目标：第一，区域均衡发展。第二，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整体升级，这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实现这个目标，广东就要利用其他省份所没有的比较优势，即开放。而开放战略的制定要围绕新质生产力，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确立未来产业、赋能传统产业。

　　南都：广东如何在“第三次开放”进程中发挥好自身优势？

　　郑永年：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广东可以为自己、为国家构建四个大市场。

　　第一就是刚才讨论的粤港澳大湾区大市场，它的确立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重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构建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

　　基础科研是“从0到1”的原创，主要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香港在基础科研能力上保持全球先进水平，又是少数几个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而珠三角9个城市拥有应用技术转化的最强优势，各地大学也在迅速发展，整合大湾区这些优势，将会释放巨大能量。当然，这要求内地城市向香港的专业就业人口加大开放力度。

　　第二是泛珠三角区域大市场。“泛珠”是2003年就提出的“9+2”经济区域概念，包含华南、东南和西南的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相关方面也做了诸多努力，但迄今并无实质性进展。

　　面对国际大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迫切需要基于国内区域大市场之上的高质量内循环。广东作为经济大省，有责任也有能力向周边省区发挥辐射、扩散效应，这也是周边省区的发展所需，例如海南提出了“港（海南自由贸易港）湾（大湾区）联动”的概念，福建也有和大湾区融合的设想。泛珠大市场建设更可以带动香港和澳门的发展，为港澳的优质服务业提供更广阔的内地市场。如果真正建立了泛珠大市场，就帮助半个中国实现了共同市场建设。

　　第三是亚洲区域大市场。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迄今已高度互相依赖，从传统“自由贸易区”向“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发展。中国正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东盟内部也正在构建共同市场，但双方都缺少足够的内在动力，为此可以借助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来加快推进内部共同市场建设。

　　广东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关联非常紧密，即便近年来受地缘政治深刻影响，广东外贸也显示了很强的韧性，如今在推进亚洲区域大市场建设上更要有所作为，可以在构建和发展“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方面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广东经济发展至今，迫切需要构建自己的跨国公司，广东有很多企业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已经或计划在中国—东盟区域内布局供应链和产业链，这种发展也在有效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2.0版在东南亚各国实施。

　　第四是世界大市场。正如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今天，中国高水平的开放迫切需要超越传统的贸易投资范畴。无论是党的二十大还是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强调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只有完成这一步，中国才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大市场。

　　高水平制度性开放需要物质条件，广东是最具有物质基础条件的。广东和世界规则对接的第一步是和香港对接，同时还可以更有所作为，在中央政府指导下，通过“单边开放”政策主动和世界规则接轨。广东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一是参照《中欧全面投资协议》主动实施协议的一些条款，二是在一些领域主动践行CPTPP规则，三是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下践行单边开放政策，数据可以先在大湾区内流动起来，再总结经验推广到DEPA国家。

　　广东在这些领域都大有作为。更重要的是，广东地方政府的改革开放精神和地方活力依然强劲，具有巨大的动力去推动。

广州要寻求城市整体升级而非一两类产业发展

　　南都：广州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近年来与湾区城市、全国一线城市的竞逐结果备受讨论，未来又该如何深化改革开放？

　　郑永年：从深化改革来看，广州还不够系统性、整体性。广州经济总量已发展至3万亿阶段，应当学习新加坡、首尔等地区，把城市发展作为一个名牌来寻求整体升级，不光是一两类产业的发展。

　　从我调研的情况看，广州拥有很多新质生产力，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有许多独角兽企业。要深刻认识到，只有在开放状态下，生产要素才能流动起来。对广州而言，一定要用好南沙对外开放的发展优势。

　　南都：作为广东明确提出开展先试先行、强化改革探索的重大平台之一，南沙该如何扮演好自身角色？

　　郑永年：南沙与横琴、前海、河套一样，都是一个“接口”，但切忌各自为政，还是要像刚才讨论的，推动一体化发展。

　　回到南沙自身，它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非常大，首先要整体性、系统性思考如何做好城市规划建设和改革开放，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要零敲碎打地学习香港经验，要代表广州系统地与香港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实现对接。

　　南都：您接触南沙多年，对南沙的发展怎么看?

　　郑永年：我很关注南沙，也希望它有快速发展。但我们说“行稳致远”，我认为稳很重要，稳不代表慢，快也不代表好。评价一个地方的发展，不能光看各种“速度”，更要看是否构建了优质的营商环境，为发展打好基础，让企业自己培育沃土。

　　南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落户南沙已有一年多，如何为南沙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郑永年：我觉得这是互相开放、互相发展的。我们作为一个专业智库机构，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界定问题、找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不局限于从南沙看南沙，而是置于广州、广东、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形势中，为南沙加速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