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这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深刻把握内涵要求
深入理解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内涵要求,可以从五个方面把握。
更大范围。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开放“后卫”变成“前锋”,沿边开放迈上新台阶,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但也要看到,我国区域开放布局仍存在不平衡问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更宽领域。我国已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但服务业开放仍相对滞后。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应将服务业作为重点领域,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绿色贸易等蓬勃发展,成为带动国际贸易增长的新亮点,也成为各国抢占制高点和争夺规则主导权的新领域。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加快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
更深层次。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从以往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进一步吸引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需要在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壁垒的同时,更加重视“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更加主动。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一些经济体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搞泛安全化,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过去相比,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以开放的主动助力改革的主动、保障发展的主动,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
更为安全。安全是持续开放的重要基础。随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融合程度越来越深,“走出去”企业和人员数量越来越多,海外资产越来越多,必须更加高度重视对外开放中的安全风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统筹开放和安全,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
深入认识重大意义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开放促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必然要求。
推动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能够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优质要素供给和更大市场需求。从供给看,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大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力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集聚优质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助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着力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将有力促进数据、人才等科技创新要素向我国流动集聚,有利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需求看,通过深化外贸体制、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为我国优势产品和服务出口创造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力推动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带动相关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力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深层次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举措。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构建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法律体系,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设立自贸试验区,依法实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之后将负面清单引入国内经济治理,有力推动了市场准入制度的重大创新。这些都是以开放促改革的生动实践。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更好发挥高水平开放对深层次改革的促进作用。如,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就要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深化改革;建设贸易强国,必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促进内外贸标准、检验认证、监管等规则制度融合;等等。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担当。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开放报告2023》显示,2022年世界开放指数为2008年以来的第二低水平。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自主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利于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制度型开放机遇、深化国际合作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开放、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统筹推进各层次开放创新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应推进“三个统筹”。
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要立足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深度融合、两类规则有效对接。这就要求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中加强统筹谋划,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更好结合起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既要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又要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发挥开放前沿的辐射带动作用。深化外贸体制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既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又要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紧密结合,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推动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统筹传统领域开放和新领域开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建立健全相应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在促进传统领域开放发展的同时,紧跟时代步伐,加快新领域开放。在外贸体制改革中,既要巩固提升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等传统领域优势,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球集散分拨中心等,也要聚焦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前沿领域,构建有利于国际合作的体制机制。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既要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也要重视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培育合作新增长点,增强共建国家人民获得感。
统筹“大创新”和“微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范围、领域、层次不断拓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四梁八柱”基本形成,一些重大开放举措加速落地。未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既要适时推出一些重大的、首创性的制度创新,也要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关环节的“微创新”。如,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涉及不少具体规则的调整。多搞一些“微创新”,并集成起来,更好吸引和集聚全球人才。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