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惟杰
在上海谈论文艺评论这个话题,不应缺少从历史维度出发的考量。我们可以从标志着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申报》入手,寻到文艺评论发展的蛛丝马迹;也可以从鲁迅晚年在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旧址属于朝花会客厅举办地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的一部分)的轨迹,梳理一代文学巨匠文学批评思想形成的轨迹。站在历史的洪流中思考当下的文艺评论,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破题思路——
查《申报》,考“评论”这个词
文艺评论,是个异常辽阔的论域。此处,不妨以笔者感兴趣的若干小话题出发,做一番小小考据:近代以来,“评论”在汉语日常表述中,先后有过哪些意义的变迁?“评论”和“批评”这一对近义概念在日常使用中是否有差别?
从语料的选择上,笔者选了手边常用的爱如生《申报》全文数据库,这份不间断出版了77年(1872—1949年)的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应该具有某种权威性,从中搜索出的部分数据,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也未必没有若干可阐释性:
首先,在《申报》这么多年的全部语料中,“评论”这个字眼出现了2.3万余次,有意思的是,“批评”一词的出现频率非常接近“评论”的出现频率。这一现象是否纯属偶然,抑或有某种因果性联系,需要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作进一步专门研究。
“文学评论”出现了160多次,“艺术评论”出现了480多次,而“文艺评论”则出现了46次。与之相应的,“批评”与几个不同关键词的结合情况有所不同,“文学批评”在《申报》先后有过480多次,“艺术批评”只有71次。是否那个年代人们更喜欢把“文学”跟“批评”合在一起使用,而觉得“艺术评论”则更为入脑且上口?而“文艺批评”较之于“文艺评论”,前者几乎是后者的9倍,达408次。
当然,无论“评论”还是“批评”,作为常用汉语词,在《申报》创刊之时(1872—1873年)便大量出现在版面上。铺陈这些语料,有一个发现值得重视,这就是,“评论”也好,“批评”也好,它们跟“文学”“艺术”或者“文艺”的连用,集中的、大量的出现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尽管在此之前这些语词组合已经出现。这跟我们回顾中国现代文化史得到的印象颇为相符,讲到底,概因中国现代文艺日渐繁荣,并跃升为社会主流文化,便是大致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事件。
1927年10月,初到上海的鲁迅在干什么
在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座谈文艺评论这个话题,在我看来,别有一种趣味。
我们不妨看看1927年10月初到上海时的鲁迅日记:3日,鲁迅“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蔡漱六……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仅过两天,5日,又“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四本,十元二角”。7日,“晚邀小峰、云章、锦琴、伏园、三弟及广平饮于言茂源,语堂亦至,饭毕同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8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三种四本,九元六角。夜同三弟、广平往中有天饭,饭讫至百新[星]戏院观影戏”。10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革命艺术大系》一本,一元”。11日,“午后同三弟往商务书馆买《人物志》一部一本,四角;《夷坚志》一部二十本,七元二角……西谛赠《世界文学大纲》第四本一本”。12日,“往内山书店买书六本,共泉十五元。晚小峰及其夫人及曙天来访,同往中有天晚饭,乃衣萍邀,坐中共六人,为小峰、漱六、衣萍、曙天、广平、我。饭毕又往内山书店买书两种,四元四角也”。
据上述不完整的摘录,鲁迅先生抵沪伊始的头十天中,便五至内山书店,其中12号一日之内甚至两次去购书。此处需要略作说明,直至1929年,内山书店方才搬到现今的门面,而当时尚在魏盛里内,但也相距颇近。此外,鲁迅还另去了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并两次去百星戏院观看电影。这还不包括其间他和文学界、出版界友人的频繁聚谈与宴饮。他的行至,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近代以来新闻出版业、印刷业、电影媒体乃至书刊零售等多方面资源和人才的聚集,使得上海完成了现代文化资源的配置,逐渐成长为现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城市。这一切要素在上海的聚集,也使得文学艺术的创作、生产,以及文艺评论的职业化成为可能。鲁迅的到来,既是这个格局形成的结果,又印证并强化了这一现实。虹口的四川北路,也随之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地标,成为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出版人、艺术活动家得以施展才华的背景和舞台。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