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惟杰

　　在上海谈论文艺评论这个话题，不应缺少从历史维度出发的考量。我们可以从标志着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申报》入手，寻到文艺评论发展的蛛丝马迹；也可以从鲁迅晚年在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旧址属于朝花会客厅举办地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的一部分）的轨迹，梳理一代文学巨匠文学批评思想形成的轨迹。站在历史的洪流中思考当下的文艺评论，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破题思路——

　　查《申报》，考“评论”这个词

　　文艺评论，是个异常辽阔的论域。此处，不妨以笔者感兴趣的若干小话题出发，做一番小小考据：近代以来，“评论”在汉语日常表述中，先后有过哪些意义的变迁？“评论”和“批评”这一对近义概念在日常使用中是否有差别？

　　从语料的选择上，笔者选了手边常用的爱如生《申报》全文数据库，这份不间断出版了77年（1872—1949年）的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应该具有某种权威性，从中搜索出的部分数据，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也未必没有若干可阐释性：

　　首先，在《申报》这么多年的全部语料中，“评论”这个字眼出现了2.3万余次，有意思的是，“批评”一词的出现频率非常接近“评论”的出现频率。这一现象是否纯属偶然，抑或有某种因果性联系，需要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作进一步专门研究。

　　“文学评论”出现了160多次，“艺术评论”出现了480多次，而“文艺评论”则出现了46次。与之相应的，“批评”与几个不同关键词的结合情况有所不同，“文学批评”在《申报》先后有过480多次，“艺术批评”只有71次。是否那个年代人们更喜欢把“文学”跟“批评”合在一起使用，而觉得“艺术评论”则更为入脑且上口？而“文艺批评”较之于“文艺评论”，前者几乎是后者的9倍，达408次。

　　当然，无论“评论”还是“批评”，作为常用汉语词，在《申报》创刊之时（1872—1873年）便大量出现在版面上。铺陈这些语料，有一个发现值得重视，这就是，“评论”也好，“批评”也好，它们跟“文学”“艺术”或者“文艺”的连用，集中的、大量的出现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尽管在此之前这些语词组合已经出现。这跟我们回顾中国现代文化史得到的印象颇为相符，讲到底，概因中国现代文艺日渐繁荣，并跃升为社会主流文化，便是大致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事件。

　　1927年10月，初到上海的鲁迅在干什么

　　在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座谈文艺评论这个话题，在我看来，别有一种趣味。

　　我们不妨看看1927年10月初到上海时的鲁迅日记：3日，鲁迅“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蔡漱六……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仅过两天，5日，又“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四本，十元二角”。7日，“晚邀小峰、云章、锦琴、伏园、三弟及广平饮于言茂源，语堂亦至，饭毕同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8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三种四本，九元六角。夜同三弟、广平往中有天饭，饭讫至百新[星]戏院观影戏”。10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革命艺术大系》一本，一元”。11日，“午后同三弟往商务书馆买《人物志》一部一本，四角；《夷坚志》一部二十本，七元二角……西谛赠《世界文学大纲》第四本一本”。12日，“往内山书店买书六本，共泉十五元。晚小峰及其夫人及曙天来访，同往中有天晚饭，乃衣萍邀，坐中共六人，为小峰、漱六、衣萍、曙天、广平、我。饭毕又往内山书店买书两种，四元四角也”。

　　据上述不完整的摘录，鲁迅先生抵沪伊始的头十天中，便五至内山书店，其中12号一日之内甚至两次去购书。此处需要略作说明，直至1929年，内山书店方才搬到现今的门面，而当时尚在魏盛里内，但也相距颇近。此外，鲁迅还另去了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并两次去百星戏院观看电影。这还不包括其间他和文学界、出版界友人的频繁聚谈与宴饮。他的行至，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近代以来新闻出版业、印刷业、电影媒体乃至书刊零售等多方面资源和人才的聚集，使得上海完成了现代文化资源的配置，逐渐成长为现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城市。这一切要素在上海的聚集，也使得文学艺术的创作、生产，以及文艺评论的职业化成为可能。鲁迅的到来，既是这个格局形成的结果，又印证并强化了这一现实。虹口的四川北路，也随之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地标，成为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出版人、艺术活动家得以施展才华的背景和舞台。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