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财政部公布最新财政数据,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913亿元,同比下降2.8%,其中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6%。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税种来看,第一大税种国内增值税收入上半年同比下降5.6%,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5.5%,第三大税种国内消费税增长6.8%,第四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5.7%。
这显示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依然相当突出,要有效激活内需,盘活14亿人的大市场,急需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新解决方案。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行动纲要、目标航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央地关系等方面进行相应改革部署,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明晰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描述着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的全过程,勾画着有为政府的活动轨迹,塑形着整个社会的激励约束机制。
为此,理解三中全会部署的财税改革,需正视短期财政收入下滑问题,其与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有关,但根因还是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信用紧缩等问题,因此改革必须围绕着有效激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提升和改善预期,让人们有感有得,从而使财税改革进入个体经济社会活动的决策函数中。
三中全会明确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健全直接税体系等,这不仅将财税改革系统集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下,而且更体现了决策层对经济社会的敏感适应能力,即随着中国日益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体,基于经济内外循环打造新的税制结构,是必经之路,这不仅有利于为市场经营主体营造轻税薄赋的环境,让经济休养生息,而且有助于迎应经济新旧动力机制的转换。
如税收法定原则用法律的高阶位合法化税源,是有为政府依法治国的起点,这将有助于使税收在市场具有稳定预期,市场主体能基于这种稳定性明晰投资边际收益率,从而基于边际税收效应来进行经济决策。而且这些税收信号能有效转化成拉弗曲线,提高政府在税制方面的敏感适应能力。
又如直接税是政府干预最少的一种合作行为收益结构。三中全会明确健全直接税体系,有助于优化有为政府的行为边界感,拓宽市场空间,放活市场活力。
如果说财政收入来源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合作行为的收益结构,那么预算制度改革则直接描述着有为政府的运行轨迹,决定着经济社会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中全会明确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等,这反映决策层推动的是一个大预算制度改革,其意义非常突出。这将塑形一国政府相对完整的市场信用,是国家主权货币的信用,是汇率价格,也是央行货币政策的基准。一旦完善,将为宏观经济治理提供可视化、可量化的信息结构体系、组织结构体系和可追溯的运行传导体系。
同时,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可以打破部门预算的既得利益牵绊,让财政预算科学合理。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公共民生,将极大提升人们抗风险能力,提高经济社会的风险可承载能力和消化吸收风险的能力,发挥民生就是生产力的巨大经济社会效应。
此外,央地关系上,三中全会提出了系统改革的方案,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这有利于提高非税管理的灵活性,但同时要防范给市场主体带来额外成本压力,杜绝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等三乱问题死灰复燃。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财税改革设定了一个社会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合作行为的边际收益是改革围绕的中枢,唯有扫除妨碍合作行为边际收益提升的障碍,财税改革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勾勒出清晰、有效的路线图。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