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在2024年香港书展的“香港文学创作分享会”上,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周蜜蜜进行了题为“文学影视的阅读及写作”的分享。此前几天,她刚从香港来到广州,参与了“2024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的系列活动。
作为香港跨文学界、影视界、教育界和出版传媒界的“四栖名人”,周蜜蜜担任过电台和电视台的编剧,报纸、杂志执行总编辑,以及出版社总编辑等。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文化身份”是儿童文学作家。
周蜜蜜的母亲黄庆云,是广东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被小读者们亲切地称为“云姊姊”。自幼受母亲的影响,周蜜蜜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儿童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60余部著作,先后获得了香港新雅儿童文学创作奖冠军、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儿童文学双年奖、张天翼童话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周蜜蜜——
儿童文学是依靠几代人传承播种的事业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开始写作的?家庭的影响是主要因素吗?
周蜜蜜:我之所以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我母亲黄庆云的影响。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她的童话了,根据我家保姆的说法,我1岁时就每天在收音机上听我妈妈讲故事。后来,母亲给我看许多图书和杂志,如作家秦牧、鸥外鸥的作品等。
我母亲在1935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38年广州沦陷后,她随学校迁移到香港,借读于岭南大学。上大学时,她每个周末都到“小童群益会”慈善组织,为战乱中失去亲人的孩子们讲故事。当时岭南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曾昭森提议,应该为孩子们办一本儿童文学杂志,香港杂志《新儿童》便应运而生了。1950年后,她随《新儿童》一起回到了广州,毕生为孩子们写书。
当年很多文化名人,像黄霑、林燕妮、汪明荃、杜渐都是《新儿童》的忠实读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对我说过,很喜欢母亲写的书,丰子恺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他和女儿丰一吟抢着读《新儿童》,挺有意思的。
另外,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何紫先生,他小时候也是《新儿童》的读者。1978年,何紫到我母亲家做客,一进门就大喊“《新儿童》万岁”,把我们一家人逗笑了。后来,他接受我母亲的建议,自己创办了一家儿童出版社——山边出版社。出版社成立后,何紫经常向我邀稿。1989年,我写出了《儿童院的孩子》,先在报纸上连载,后由山边出版社整理成书,先后获得“香港80年代最佳儿童故事奖”、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双年奖。
如今何紫先生已过世了,但他的《童年的我》《少年的我》等众多作品成为香港儿童文学历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文学是依靠几代人传承播种的事业,看起来好像是小儿科,但它很有生命力,影响着一代代孩子。
羊城晚报:在写作《儿童院的孩子》之前,您尝试过儿童文学创作吗?
周蜜蜜:我从1980年开始儿童文学写作,最初从事儿童电视剧、儿童广播剧的编剧工作,比如“醒目仔时间”,是跟学校生活相关的一个电视节目。后来也在《文汇报》担任副刊编辑,负责“儿童周刊版”,都与儿童文学息息相关。
刚开始文学创作时,我本不打算专门写儿童文学,因为我也写过一些成人文学,如《女子物语》《文曲谱》,但获得的奖项让我内心决定要多写儿童文学作品。同时,何紫先生具有专业眼光,对出版工作充满热情,深深打动了我。
羊城晚报:在儿童文学写作过程中,您的母亲有没有给您一些指导或建议?
周蜜蜜:我妈妈每次看完我的作品后,都会大概指出哪些方面写得好,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但从来不会给我具体的指导。她总是对我说,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要怀着儿童的心理,令作品富有儿童的想象力和趣味性。
“我不后悔拒绝了查伯伯”
羊城晚报:您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周蜜蜜:我认为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给儿童优美的文字、图画,以及充满想象力的意境,能够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创作形式更加多样化,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不避讳他们成长中遇到的问题。相反,在创作中应该多加探讨,增强想象力,创作出视觉新锐的儿童文学作品。而迄今为止,我国缺乏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如《哈利·波特》那样的儿童文学作品。
羊城晚报:听说您拒绝了金庸将其武侠小说改编成儿童文学的邀请?
周蜜蜜:我家的小辈们自幼尊称金庸为“查伯伯”,平常日子,查伯伯会和我们吃吃饭、聊聊天。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我工作的电视台购买了查伯伯的著作版权,要将其武侠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初时我以为很好做,因为有那么好的文本,人物鲜明,故事精彩,只要按照原著章节稍加改编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连续剧需要拍得通俗化、简单化才能达到流行效果。这就要求“拆解”原著,再进行通俗化,这叫我于心何忍?但那时我身处江湖,只能看着金庸小说被肢解、“消费”,有一种叛离了老人家创作原意的遗憾感。
后来的某一天,查伯伯希望我将他的武侠小说改写成儿童文学版本,令广大的青少年儿童都可以阅读和理解。这令我十分意外,又惊又喜。不久后,一个浮现于脑海的疑问让我彻夜难眠:将金庸的武侠小说改编成儿童文学版本,这真的有必要吗?经过反复思考,我总觉得青少年、儿童或迟或早都可以读金庸小说的原著,只要他们有兴趣,并且有一定的文字理解能力,就应该让他们原汁原味地吸取当中的精华。于是,我写信给查伯伯,陈述了自己的想法,该计划就此打住。至今仍有不少朋友替我感到可惜,甚至有人说我错过了扬名立万的机会,但我并不后悔这次“拒绝”。
羊城晚报:现在也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品进行了影视化改编,您认为观看影视能替代纸质阅读吗?
周蜜蜜:我经常强调文字是其他媒介所替代不了的,不管是图像还是视频,最终都应引导孩子回到本质的文字阅读中。文字阅读能够给孩子们更大的想象空间,而不是一幅画、一个镜头,这些往往转瞬即逝,印象也不深。
警惕人工智能的过度介入
羊城晚报:近期,您在“2024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的名家讲座中带来新作《精灵绑架案》,能否分享一下创作该书的初衷和目的?
周蜜蜜:《精灵绑架案》讲述了主人公们为了寻找哥哥和其他遇险的同学,误入精灵帝国基地,由此开始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如何处理人与AI的关系,是这本书重点探讨的一个课题。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将晶片植入大脑,从而实现对人类思想的某种控制。
若干年后,我们是否都无需动脑了?如果人人都不动脑子,这个世界会怎样呢?我观察到很多香港年轻人在街头玩“抓宝可梦精灵”的游戏,那么反过来,精灵来抓你会怎样?这些都是我在书中抛出的疑问,目的是引导孩子关注真正的科技进步,思考科技与人类的关系。
羊城晚报:您的不少作品中涉及粤语、麻石路等本土元素。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将岭南元素融入儿童文学写作中?
周蜜蜜:地方文化与我的写作有着高度的互动性、关联性,我会在自己的作品里加入岭南方言、岭南建筑、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粤港澳大湾区是岭南文化重地,我们要通过作品反映真实生活,把粤港澳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这点很重要。我母亲曾将儿歌与儿童文学结合起来,作为创作的路向,她创作的儿歌以九个音节的岭南方言为基调,然后通过儿童文学进行再创作,一念就知道是岭南出品。
羊城晚报:听说您已经把AI用于日常创作当中?
周蜜蜜:是的,我有时会将AI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我试过让AI创作一首赞美老师的诗歌,了解它是如何写作的。它的文字是通顺的,但是没有写作特色,更谈不上带有“人味儿”的个性化创作。我也会让AI帮我找一些资料,它们效率很高,很快就能找到。我认为不应该片面地排斥AI,而要克服其负面影响,警惕人工智能对于文字、绘画以及音乐等方面的过度介入。这也是我在《精灵绑架案》中引导孩子们思考的课题。
羊城晚报:您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周蜜蜜:我现在仍保持每年创作一到两本书,有时候会到香港的各中小学讲课。近几年主要参与《香港志·儿童文学卷》的编撰工作。下个月我会去日本参加第16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届时将发表论文《岭南文化与儿童歌谣创作研究》,阐述地方文化和儿童文学创作的关系。
(文章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