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预期偏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质性提振信心?
近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上海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房地产行业下行以及地方财政收缩是影响社会信心的两大因素。此前,我国曾通过加入世贸组织这种“外力”扭转了信心不足的趋势,目前缺少这种外力,但可通过建立房屋储备银行、建立整体化债机制等内部调整方式来提振市场信心。
对于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下降问题,姚洋表示,想要提升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应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金融活动。同时,放宽企业上市门槛,用法治手段替代行政手段对股市进行监管。
“资金需要出口,但目前创投和股市都无法吸纳资金,资金因此涌向了传统行业,从而造成了行业内卷。”姚洋说道。
对于当前市场关注的金融行业降薪现象,姚洋表示,金融业的适当降薪是可接受的,适当降薪有利于吸引人才涌向高新技术行业。
扭转房地产业、地方财政收缩态势
澎湃新闻:近年来,市场预期偏弱,官方多次发声提振企业家信心。您认为当前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提振企业家信心?
姚洋:过去两年,政府部门多次就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出台政策,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较为低迷,尽管从统计数据看,我们的GDP增速仍保持在5%左右,但存在两个影响信心的问题。
首先是增长不均衡。近年来,与新质生产力关联较大的部门,以及进出口数据增长相对较好,但房地产等传统行业情况较差,产业发展分化加剧,所处行业较差的企业家会将悲观情绪传导给社会。
其次,价格指数在下降。尽管用通缩来形容当前中国经济的状态不太合适,但我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PPI)已连续二十多个月负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也在0附近波动。这表明,多数企业面临价格下降的局面,比如,现在汽车的价格正大幅下降。PPI为负时,整个社会的感受会比较差,这也是打击信心的一个因素。
因此,想要提升信心,应对症下药,从以上两方面入手,特别是,应想办法提升PPI,一个长期价格下降的环境是不可能给人信心的。1997年-2001年间,我国也曾面临信心不足的问题,期间我们做了很多调整,比如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腾飞,这是外力的作用。目前,我国缺乏这种“外力”,只能从内部开始调整,社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一些结构性的调整。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以及地方财政都呈收缩状态,不扭转这两个部门下跌的趋势,社会需求就很难提高。
澎湃新闻:如何扭转?
姚洋:我认为,发2万亿国债供地方政府使用,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同时,我强烈建议,建立房屋储备银行。房地产转型的方向是,政府收购其作为保障房,这是一个长效机制,需要建立专门的保障制度。
比如,收购保障房的钱从哪里来?我们不能一边要求地方政府别借债,一边要求地方政府收房,这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金融机制,比如建立房屋储备银行,并从这个银行里发一笔永续债,以较低的利率和较长的期限给地方政府贷款。地方政府收房后,可以储备一段时间,再把房子作为保障房卖出去。
保障房是一个不赚钱的公益目标,需要用公共的手段去实施,用再贷款的方式去实施是不正确的。政府收购保障房后,能不能卖出去存在不确定性,为了防止追责,地方政府不会作出向商业银行贷款收购这样的事情。
要落实政策,首先要把金融机制想好。如果中央不搭建一套可以落地的金融机制,地方政府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落实政策的。
地方政府的债务化解也是同样。地方政府的纪律需要加强,但去追讨已有的债务是不现实的。
澎湃新闻:去年10月以来发行的特殊再融资债券,是否可以视为一种较好的化债手段?
姚洋:地方化债需要有一个整体规划,不能零打碎敲,需要中央搭建一个真正的机制。同时,我不赞成把短债变成长债的机制,这相当于免去了金融机构在地方债务中的责任,让地方政府承担了所有债务。真正的一揽子化债方案,应该是中央、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共同参与的。
我觉得地方化债,首先需要中央支持。疫情期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大,中央需要先支持地方政府运转起来,再思考如何化债,以及如何在未来让地方政府不乱借债。
澎湃新闻:近期引发市场关注的消费税改革风声,可否视为支持地方政府的一种手段呢?
姚洋:这只是一个小的改革,对云南、湖南这种烟酒消费较好的地方可能有好处,但总体来说,对其他地方影响不大。想要救地方政府,可以让地方政府自己去发长期国债,把已有债务先解决了,这也是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的方法之一。
目前,地方政府的债主基本都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地方政府得先把这部分钱还上。去年9月国常会曾提到,要解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等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的问题,但政府自己都很困难,怎么有能力还钱呢?所以,需要搭建一个机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民营企业收到了欠款,信心会得到提升,地方政府也得以解套。
把地方民营企业债务解决后,中央、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就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地方化债的问题。在抵消三角债等债务后,金融机构可以将真实的净债务打包剥离,这样便解决了债务问题。
如何提升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
澎湃新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锐减引发市场关注。据《2024Q1全球独角兽企业观察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新晋独角兽8家,同比下降33.3%,环比上涨14.3%。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下降? 对于培育独角兽,您有何建议?
姚洋:造成独角兽企业数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民间资本在创投行业的式微,以及股市无法造富。
目前,创投基金80%的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因为目前风险投资公司的融资渠道基本都给堵死了,不和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合作的话,创投基金根本没有钱。
比如,以前创投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理财,但现在银行理财要求股权穿透,意味着这条融资渠道基本被堵死了。此外,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严监管也使得国企无法再为创投基金融资,而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是没有勇气做风险投资的。
基于以上背景,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成为了创投基金唯一的资金来源,但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保本,如果亏损,地方政府是要承担责任的。因此,地方政府可能会与企业家签订对赌协议,要求企业家必须还钱,且保证收益。创业失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与地方政府的对赌协议导致很多企业家成了失信被执行人。这种严格的机制限制了创新资本的流入。
第二个是股市造富问题。目前,IPO注册制改革陷入停滞,导致企业上市困难,投资人无法退出,即股市造富困难。即使能上市,等待时间也过长,影响投资人的投资兴趣。
澎湃新闻:放宽上述限制,能否提升独角兽企业数量?
姚洋:这不光是是否放开的问题,而是应限制地方政府的股权财政。现在,有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尝试用股权财政替代土地财政,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土地财政时代,地方政府一年卖地得来的收入都有4万-5万亿元,但股权财政很难实现这个目标。对于地方政府的股权财政,我认为应该一刀切,将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叫停。
创投的事情,应该交给民间来做,首先,应该让金融活起来,比如让银行的理财产品流出来,以解决民间资金来源的问题。金融行业是需要整顿,但不能因噎废食,金融创新对创投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创投基金多,退出也容易,独角兽企业比美国还多,那时候的一些金融创新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不是要再回到那时候,但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应该让大规模的资金流向创投和股市。
第二,应鼓励理财资金流向创投。现行的理财规章制度颁布于2018年,我认为应该要改。
第三,对股市的监管方向有待商榷。现在股市所谓的“严监管”是事前监管,将每个想要上市的企业放在灯光下仔细打量。但水至清则无鱼,水清了,鱼也没了。
股市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宽进严出,犯错了需要严惩,这是体现法治精神的事后监管。我们应用法治代替行政手段,对于造假企业,该退市的退市,该判刑的判刑。大家都能上市,但严惩造假企业,这显然是一个更好的方式。这是一个思路问题,我们要用法治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
造成部分行业“内卷”的问题也在于此。当前,创投和股市都无法吸纳资金,但资金总是需要出口,因此都涌向了传统行业,从而造成了“价格战”等现象。
澎湃新闻:当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市场都在谈新质生产力,您曾提到,不是只有“高大上”才叫新质生产力,创新焦虑会形成浪费。对于创新型企业和传统型产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姚洋:对于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企业不应再去做投机性的创新,那不是真正的创新,只是企业的盈利手段。企业应想办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如纺织服装行业,SHEIN的柔性创新使其可以快速生产大量服装样式,这就是传统行业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创新。
金融业适当降薪有利于引导人才流向其他行业
澎湃新闻:近期,金融业降薪引发关注。在您看来,金融业降薪是否可以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对人才的吸引?是否可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姚洋:金融领域确实吸引了太多人才,适当降薪是可以接受的,但目前降薪幅度有点超调了。金融行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对从业者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等要求都很高,因此适当高薪是合理的。金融行业工资的调整具有必要性,尤其是那些特别高薪的,但调到位后,这轮降薪基本就应该结束了。
金融业的适当降薪确实有利于吸引人才涌向其他行业。比如,如果从事金融行业和从事高科技行业的薪水相当,那更多大学生可能会选择人工智能专业。
不过,4年之后,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也可能过剩,下一步大家可能又去学金融了。最终,除去一些对技能要求非常高的职位,各个行业的薪水相差不会太多,只是现在处于调整期,大家会比较茫然。
澎湃新闻:让利实体经济、推广普惠金融正成为金融机构的任务之一。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是否能让市场变得更健康,促使产业发展?
姚洋:服务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主体需要依靠金融科技。中小企业风险较高,若银行对其大规模推广普惠金融,容易造成自身的亏损。因此,发展金融科技至关重要。比如,互联网金融可以依靠大数据获取客户的精准画像,从而控制风险,这点银行一般是做不到的。同时,互联网金融的贷款利率也比银行要高。因此,从实际情况看,银行不可能大规模推广普惠金融,只可能会为了完成任务,稍微做一点。
另一方面,企业在经济较为困难时往往不愿意贷款,因为没有订单,也没有动力进货。因此,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是缺乏底层逻辑的。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