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珍

　　下周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何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日前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促进经济发展是拉动居民收入的首要之务，在此基础上，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予以调整，或降低政府收入占比，或降低企业留存收入占比。

　　“在此方面，或许需要为老百姓适度减税，使更多收入留存于居民手中，而非归于政府。同时，还应鼓励或采取相应举措促使企业增加分红，如此一来，居民手中的收入便会增加。 ”苏剑说。

　　他进一步表示，在此过程中，税收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例如，将增值税等税种的征收环节从生产端后移至消费端，增强税收的公平性。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医保、社保等社会保障体系，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社会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对此，苏剑表示，要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首先需在农村推动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促进土地流转。其次，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要想方设法为农民提供更多外出打工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赚取更多的收入。

　　以下是界面新闻整理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2020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动有何特点？

　　苏剑：自2020年始，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大致相当，或许稍低些许。总体而言，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2023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为5.2%，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达6.1%，高于GDP增速，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更为迅速。

　　当工资性收入上涨较快时，多数情况下意味着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当然，这并非绝对。鉴于工资收入在老百姓的收入中占据较大比重，倘若工资收入增长率较高，通常意味着收入状况能够稍有改善，然而具体改善程度仅依靠此数据难以明确判断。

　　总体而言，可支配收入的变动格局呈现为：在2020年至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皆低于GDP增长率；而在202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同时，农村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并且在2023年呈现出工资性收入增长率高于其他收入增长率的特点。

　　界面新闻：拉动居民收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苏剑：想要拉动居民收入，首先要实现经济增长，将经济“蛋糕”做大，如此居民收入自然会提升。因此，想方设法促进经济发展是首要之务。

　　其次，应当对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予以调整。GDP产生之后，其分配通常为一部分归居民，一部分归企业，一部分归政府。故而居民收入若要增加，必然要降低政府的收入，或者降低企业的留存收入，无外乎这两个方面。在此方面，或许需要为老百姓适度减税，使更多收入留存于居民手中，而非归于政府。同时，还应鼓励或采取相应举措促使企业增加分红，如此一来，居民手中的收入便会增加。

　　界面新闻：能具体谈谈收入分配怎么改吗？

　　苏剑：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重大且艰难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难以妥善解决的难题。 当前，有人呼吁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这或许会对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也可能对人们赚钱或生产、投资的积极性造成一定冲击。

　　若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一方面会引发大量的偷税漏税行为，另一方面可能致使许多人不愿积极生产、多赚钱，如此对经济的发展未必有利。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方面，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可向一些先进国家学习。

　　我国目前的税制中，增值税所占比重过大，应当将税收后移，即在消费端征税，而非在生产端征税。于生产端征税，会导致税收征收的布局不尽合理。例如，在生产端征税时，企业所在地会获取税收优势，然而实际上，商品销售至消费地点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中已包含税款，但此税款却在生产地征收，对于消费地而言，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

　　因此，在这方面，税制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此外，还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社会保障。例如，在医疗方面，能否实行免费医疗？在养老方面，能否出台更为优越的政策？失业保险能否切实落实？失业时能否便捷地申领到失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等？这些均是我们应当着力推进的事项。

　　界面新闻：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我国当前仍然有比较多的低收入人群，其中农村人口占多数，农民增收面临哪些困境？

　　苏剑：农民收入增长面临困境，可能源于多个方面的原因。就个人观点而言，或许是由于我国现存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所致。

　　例如，土地流转存在困难，当前难以克服，若土地无法集中，产量及生产率便难以提升，进而居民收入难以增长。此外，农民收入亦受其外出打工情况的影响。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众多农民工在外挣钱愈发艰难，这便导致他们的收入增长率可能受到一定抑制。

　　故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首先需在农村推动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促进土地流转。同时，在农村要提升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要想方设法为农民提供更多外出打工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赚取更多的收入。

　　界面新闻：近期，江苏南通、安徽凤阳、湖北鄂州等地出台鼓励退出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这会是未来的改革方向吗？

　　苏剑：我认为此方向是正确的。农民进城打工之后，农村的宅基地包括耕地，他们已然无法使用。故而一种可行之法是促使他们在城市定居，而后他们可以将农村的宅基地出售，以此换取一定收入，进而在城市购置房产，从而实现城市定居。他们的财产性收入便由农村转移至其生活所在地。

　　另外，他们手中的耕地，当前分散于各个家户，在诸多家庭中已处于撂荒状态，实则形成一种资源浪费。因此，需要推动农村土地的流转。倘若能够将土地流转出去，对于他们而言又是一笔收入，这有助于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 当然，这同时意味着在城市中要为农民工提供公平对等的城市服务，以使他们的子女能够在城里正常求学，家人可以在大城市享用医疗保障等等。

　　所以，这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迟早会施行。然而，当下让农民放弃宅基地，多为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行为，在此情形下，农民可能无法获取宅基地的合理收益，因而对他们而言未必是好事，这也导致众多农民不愿放弃宅基地。

　　界面新闻：2019年中国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大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是否等同于高收入国家？ 乐观估计，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还需多久？

　　苏剑：中等发达国家显然属于高收入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实则是发达国家中的中等水平，也可视为一种平均水平，其水平已然颇高。我国目前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鉴于这几年经济增长率较以往降低，同时人民币汇率亦有贬值，致使我们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前徘徊不前。倘若人民币适度升值或保持稳定，经济再实现一定增长，那么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应指日可待，这并非重大难题。关键在于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要达成此目标，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