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锦春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很多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都涉及金融支撑和保障。在2024陆家嘴论坛上，各方热议的话题与“强监管、防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精神相契合、相呼应。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强国是利用市场规则和机制的强国，尤其是利用基于风险的资金配置规则，有效兼顾和平衡处理经济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在供给端，有效金融供给的特征是可持续、有质量、基于风险管理基本原则；缺乏监管的过度市场化和脱离市场原则的过度行政化下都可能导致无效的金融供给，前者如高利贷，后者如超低利率“溺爱式贷款”。

　　应该看到，金融服务向实体经济供给和输出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信息和信心、规则和标准。要通过风险评级、准入、定价、限额等方式，向实体经济乃至全社会供给风险管理的信息和标准，进而发挥风险配置、资源配置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以风险的客观性为基础，开展风险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组合管理，其范围由市场风险扩展至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乃至系统性风险。其实，风险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风险是因人而生的一个概念，不是单纯的客观世界的变化和波动，而是这些客观变化和波动在人的主观世界的反映及其影响。因而，其大小受到人的认知、偏好、价值判断、文化理念乃至利益治理结构和战略目标定位等一系列主观因素的影响。这成为现代风险管理发展的软肋，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形势下，要科学把握认知风险的主观性、客观性，处理好风险管理平衡发展的关系。在研究西方现代风险管理前沿实践的同时，利用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培育现代风险价值观和金融文化，健全稳中求进的风险战略和偏好管理制度，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比如，引导耐心资本发挥作用。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创企业通常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经营不确定性大等特征，而坚持“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也具有资金大、周期长、收益稳健的特征，二者在本质上是高度契合的。要明确围绕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全链条优化支持政策，引导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推动科技创新与耐心资本的深度融合。

　　又如，引导淡化金融总量量化目标，更加注重畅通货币政策传导。研究显示，一些金融机构有着很强的“规模情结”，以非理性竞争的方式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对于不合理的、容易消减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行为，金融管理部门应持续加强规范，防范资金空转等。短期来看，这些规范市场行为的措施会对金融总量数据产生“挤水分”效应，但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立场发生变化，而是更加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再如，从宏观审慎角度观察、评估金融市场状况，及时校正和阻断金融市场风险的累积。特别要关注一些非银主体大量持有中长期债券的期限错配和利率风险，保持市场对投资的正向激励作用。在此基础上，健全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沟通机制，做好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透明度提高后，政策的可理解性和权威性都会增强，市场会自发形成稳定预期，合理优化自身决策，政策调控就会事半功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