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北京京惠保”保障到期并停售。至此，北京地区的“一城多保”模式宣告结束，原有的两个惠民保产品仅剩“北京普惠健康保”一款产品。实际上，今年以来，一城之中的数个惠民保产品统一化现象在逐渐增多。
《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广东东莞市的“南粤全民保”和“东莞市民保”都已停售，现仅剩“莞家福”一款产品；浙江宁波的“天一甬宁惠保”，是原宁波“市民保”与“甬惠保”合并而来。
对此，湖南大学保险精算与风险管理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惠民保”产品研究蓝皮书(2022)》(以下简称《蓝皮书》)指出，目前全国各地区的惠民保有“一城一险”统筹趋势，预计未来这一趋势将延续。
业内人士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惠民保产品整合，有利于集中优势资源以开发出更适应当地居民保障需求的产品。同时，投保门槛的进一步降低以及保障服务提升等变化，也使得惠民保“家庭共保”情况增多。而惠民保要想走得更远还需合理把握政商合作关系。
产品统筹趋势明显
自2015年深圳市首次推出“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以来，惠民保经历了萌芽期、蓬勃发展期，到2022年9月，已经覆盖全国28个省份及直辖市，在线产品达133款。
惠民保是为减轻大病费用负担应运而生的产物，其出发点是打造一款相对便宜，覆盖面较广的产品，在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之上增加保障，在医保后提供二次保障，着重减轻患者自付费用负担。
众所周知，近两年惠民保出现爆发式增长，保险公司急于扩展业务版图。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多个城市，都存在一个城市多款产品同台竞争的情况。例如，杭州、宁波、福州、天津等多地曾先后推出了两款甚至更多的惠民保类产品。
但是随着惠民保产品发展逐渐走向规范化，其“一城多险”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具体体现在，同一地区的部分惠民保产品停售，同一地区的不同惠民保产品合并成为一个产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陈佳向《金融时报》记者分析称，“一城多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惠民保发展中的一种现象，对其研判需要与时俱进。从市场进化来看，起步阶段的惠民保绝大多数是“一城一策”或“一省一策”。由于惠民保广受好评，且各地医保政策、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市场逐渐发展为“一城多保”，惠民保也从政策普惠型产品向传统商保竞争模式迈进。
“一城多保很容易导向价格战，低价短期看似乎对消费者好，但长期不利于产品高质量发展，”陈佳说，只有经历过市场制度规范与产品充分竞争，惠民保才能在产品定价、保障范围方面都更为出色，这也是产品走向统筹的底层逻辑。
《蓝皮书》认为，“一城多险”问题影响惠民保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两款产品的价格、保障内容不相同，就会吸引健康人群购买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而身体状况不佳的人群选择价格更高、保险责任更充足的产品，这将导致后者的“死亡螺旋”更快产生。简单理解，就是投保人群里面非标体占比日渐增多，产品赔付率不断攀升，承保险企由于无法承担赔付压力而最终选择停售产品，这无疑对于惠民保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全家购买情况增多
从水滴公司最新发布的《惠民保用户洞察报告》对投保用户的整体画像来看，惠民保发展的另一新趋势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购买惠民保产品的用户越来越多。
随着各地方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惠民保与当地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以下简称“医保个账”)打通，直接使用医保个账余额划扣保费，已经成为惠民保支付的“标配”。多地惠民保项目也都支持医保个账家庭成员共济使用，投保人还可通过账户余额为直系亲属购买，让产品购买变得更加便捷，从而大幅促进惠民保的参保率。
家庭成为保险消费的重要单位。因为惠民保门槛较低，大多产品不限年龄、不限疾病，对“一老一小”非常友好。水滴用户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在随机抽取的2000多位惠民保用户中，有30%只为自己购买惠民保，有70%为家人购买惠民保。
不仅如此，以2021年至2022年部分城市惠民保家人投保占比为例，上海“沪惠保”为家庭成员投保人数占比近55%，超6成北京“普惠健康保”用户为家人投保，山东日照“暖心保”、山东淄博“齐惠保”家庭参保率约为70%和60%。
家庭参保率提升的原因还有，惠民保产品免赔门槛的降低以及保障和服务的双重升级。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9月，全国各地惠民保产品的住院及特殊门诊免赔额在0.5万元到2万元之间分布，且呈下降的趋势。2021年，惠民保免赔额为2万元的产品占比83%，而2022年免赔额为2万元的产品占比下降为51%。
另据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分基础版和升级版的产品共有13个，较上年增加了10个产品。产品分档意味着保险责任和价格有所区分，升级版的惠民保产品较普惠版而言，价格较高，但保险责任更广，更加便于消费者按需购买。
产品理赔方面，不同产品赔付受当地基本医保保障水平、保险责任设置、保单经营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惠民保产品普遍在分摊用户医疗支出压力方面能够产生积极影响，提高投保者的保险获得感。
总体来看，降低投保门槛、增加特药品种、降低免赔额、提升赔付比例、拓展保障人群、探索“惠民保+公益救助”等多种保障形式等，已经成为下一阶段惠民保产品吸引用户持续参保的主要策略。
把握合理政商关系
近年来，关于“惠民保还能走多远”“惠民保去向何处”的讨论不绝于耳。
在各类影响惠民保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中，业内人士认为，政府参与程度深浅、政商合作是否合理，是产品能否走更远的核心要素之一。
关于政府对惠民保的支持力度，《蓝皮书》调研显示，各地差异较大，但整体支持力度仍有待提升。在全国的惠民保产品中，55%的政府仅出席惠民保产品发布会，不参与产品设计、相关数据提供等工作；8%的地方政府参与惠民保产品设计，通过市场先行、行政补充的方式为惠民保提供筹资支持；7%的地方政府为惠民保产品发布管理办法，主导惠民保产品设计，通过代扣代缴的方式为其提供筹资支持。
站在保险公司角度，一位参与惠民保产品设计的保险公司人士向《金融时报》记者坦言，“如果能够争取到政府相关部门支持，领导惠民保产品推广当然最好。这样能更大程度的保证惠民保的参保率和续保率。有了稳定的保费来源，不仅有望在承保中直接实现盈利，也有利于树立公司的品牌形象以及进一步进行相关健康险产品的市场拓展。”
“作为社商融合发展的全新尝试，惠民保本质上仍然属于商业健康险，各地政府还需要不断积累指导其运营的相关经验。” 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表示，政府部门从哪些方面着手、具体参与到何种程度以合理平衡产品的商业性和普惠性是亟待各地探索实践的重要问题。
朱铭来认为，政府相关部门的“站台”和“背书”，直接影响用户对惠民保产品的信任度甚至参保意愿，最终影响产品的参保率。为了推进惠民保发展以完善当地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既要做好“服务者”，在产品起步亟待支持时“推一推”，也要做好“监督者”，在项目运营有悖普惠属性时“拉一拉”。
陈佳也表示，在惠民保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中，政府一定是起到引导和推进作用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普惠金融的一大特色。保险公司要充分发挥在精算能力、产品设计、服务供给、患者理赔等方面的优势，与政府、消费者共同完善普惠保险市场体系建设。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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