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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改革” “改”在哪里?

2020年12月14日 11:07
来源: 开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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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需求侧改革”,“改”在哪里?

摘要
【“需求侧改革” “改”在哪里?】12月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是“双循环”大战略下的重要政策布局。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概念。(开源证券)

  报告要点

  “扩内需”重心,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大势所趋

  12月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是“双循环”大战略下的重要政策布局。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概念。类似表述,在11月刘鹤署名文章中便已出现。这是“双循环”大战略下的重要政策部署,着力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传统债务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需求侧改革,意味着“扩内需”的重心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传统“扩内需”,更多依赖于债务驱动型的投资扩张;伴随存量债务累积,投资效率不断下降。2019年,融资付息率达70%左右,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需求侧改革,意味着“扩内需”的重心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可能的举措,或从需求端“牵引”、供给端“创造”两个维度展开。

  政策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促消费注重结构性支持,进行制度优化、改善消费环境。政策通过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扩大社保等举措,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大个税改革、调控房价等,减轻居民支出压力,增强消费内生动能。促消费举措,从以往的“全面”刺激为主、向“结构性”支持转变,比如因地制宜安排补贴、重点支持新兴产业等,并通过制度优化,改善消费环境。

  在供给端创造需求,通过科技和业态等创新,扩大新型消费供给;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农村基建、新型基建等领域。引导科技创新,扩大新型、绿色、高技术商品的供给;比如5G技术应用,创造出了5G通信、5G手机等需求。推动业态创新,比如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培育新场景、新模式等。同时,加大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是农村流通体系等基础建设,推动消费下沉。

  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在“供应链收缩”大背景下,“需求侧改革”激发内需活力,适逢其时。2011年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逐步增强,但仍低于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可比阶段。在近年来的全球供应链收缩、重构大背景下,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减弱,内需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需求侧改革”有助于加快激发内需活力,助力经济增长动能加快切换。

  政策助力内需加快释放下,全方位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服务消费提升空间巨大、“长尾效应”下大众消费升级空间广阔。中国人均GDP在2011年跨过5000美元门槛、2019年首次突破10000美元,消费升级需求加快释放。其中,医疗、文化娱乐等为代表的服务消费,上升趋势“确定”、空间较大。实物消费升级,在必需消费中体现为追求高品质和健康、在可选消费中体现为关注品牌、质量等。此外,低线城市与农村消费升级存“长尾效应”,对应大众消费升级空间广阔。

  报告正文

  12月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是“双循环”大战略下的重要政策布局。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概念。类似表述,在11月刘鹤署名文章中便已出现 。这是“双循环”大战略下的重要政策部署,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传统“扩内需”,更多依赖于负债驱动型的投资扩张,尤其是基建和房地产这两大“发动机”;伴随存量债务累积,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我国早期发展阶段,是典型的负债驱动型增长;经济压力比较大时,基建和地产是常见的两大抓手,分别对应政府加杠杆和居民加杠杆。以前杠杆较低、债务负担不大,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效率非常高。随着杠杆的不断抬升,债务对微观个体的现金流自由度、及经济行为空间形成明显压制。2008年实体部门融资付息率约20%,而现在已经在60%-70%左右。

  需求侧改革,意味着“扩内需”的重心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可能的举措,或从需求端“牵引”、供给端“创造”两个维度展开,提振居民消费需求。近年来,在传统动能减弱的同时,政策更加强调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结合扩大内需相关政策表述来看,需求侧改革,意味着“扩内需”的重心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通过完善分配制度、鼓励重点商品消费、改善消费环境、加大财税金融支持等方式,来提振居民消费;并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供给、创新消费模式、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供给创造消费。

  政策完善分配制度,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减轻支出压力,来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鼓励消费。内生的消费动能,主要来自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改善。提高收入方面,政策加大力度精准脱贫、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2017年以来,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维持10%以上高增速。持续推进社保制度改革、扩大覆盖范围,2019年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超13.5亿人。通过规范发展资本市场、加大上市公司分红比例,可以提高居民财政性收入。减轻居民支出压力方面,推动个税改革,降低税负;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稳定房价,改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在传统消费领域,政策从以往的“全面”刺激为主、向“结构性”支持转变,并着力进行制度优化、改善消费环境。传统周期下的促消费,通常以全面的大规模财政补贴和减税举措为主。比如2009年,推出全国性的车购税减半等政策,强刺激下,汽车销量增速一度超过100%。2018年以来,汽车和家电等重点商品的促消费政策,则具有明显结构性,由地方政府自行安排相关补贴、全国性的补贴仅针对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同时,政策更加注重制度改革和消费环境优化,比如放宽汽车限迁和限购、发展养护和租赁等汽车后市场、开展“大家电安全使用年限提醒”活动等。

  在供给端创造需求,通过科技和业态等创新,扩大信息化智能化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的供给,并鼓励消费新模式、新场景等发展。年初以来,政策向新型消费倾斜,明确提出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包括丰富5G+、超高清视频、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带动5G手机等绿色智能终端消费,发展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慧养老等“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等。此外,平台经济、线上经济等,在监管规范下,也是培育消费的重要方向。

  配套基础设施,是供给端建设的重要内容,政策着力支持农村基建、新型基建、绿色基建等重点领域基础建设。在农村消费潜力尚待挖掘、消费下沉持续演进背景下,加强城乡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是政策重要支持方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等多个文件均提出,要加快发展农村流通体系,推进农村电商物流、冷链物流、配送网络等建设。近年来,财政也持续加大对农村基建的扶贫支出,2019年支出规模已达2015年的4.4倍。此外,5G等新型基建,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消费打造硬件基础;充电桩等绿色基建,为新能源汽车创造良好使用环境等,均是政策的重要支持方向。

  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在“供应链收缩”大背景下,“需求侧改革”激发内需活力,适逢其时。先导型经济体经验显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并不相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快速增长的追赶阶段,投资对经济贡献显著,伴随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增长将从以投资驱动为主向消费驱动转变。2011年起,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已开始逐步体现,但仍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可比阶段。在近年来的全球供应链收缩、重构大背景下,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趋于减弱,“需求侧改革”有助于加快激发内需活力,适逢其时。

  从先导型经济体的发展规律来看,人均GDP到1万美元左右,消费升级进一步加快体现。参照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之后,消费需求会更加追求个性化、差别化,消费升级的需求、表征也更明显;例如,这一阶段居民服务消费需求快速释放,实物消费从量变转向质变。中国人均GDP自2011年跨过5000美元门槛,进入品质消费升级阶段;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0美元,消费升级需求进一步加快释放。

  我国全方位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服务消费的改善需求空间最为可观。先导经济体发展经验显示,消费全方位的升级是必然的,不只是实物消费,还包括服务消费等;其中,服务需求改善空间最大。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历程亦不例外,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更高层次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占比趋势性抬升。截至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首次过半、达50.2%,但仍远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日韩60%左右、美国70%左右)。参考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经验,以医疗、文化娱乐等为代表的升级类消费需求,上升趋势最为“确定”。

  实物消费的升级,体现为中高端商品消费占比的抬升,在必需和可选消费中都将持续体现。居民必选消费的升级,以追求高品质和健康为主。例如,居民饮食结构中,粮食和食用油消费数量减少,水果、水产品等消费增加;进一步地,乳制品中的巴氏奶和酸奶,啤酒和方便面中的中高端产品,消费占比抬升。可选消费的升级,体现为对品牌、质量等的追求,在汽车和家电等领域表现得尤为清晰。

  低线城市与农村的消费升级内涵不同,“长尾效应”下大众消费升级空间广阔。对我国而言,长期城乡二元化发展导致的城乡居民所处消费阶段不同,对应消费升级逻辑的分化。其中,一二线城市处于品质消费阶段,高品质商品、体验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例如,必需消费品中的生鲜等健康食品、可选消费品中的个性化小家电需求快速增长。相较之下,低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汽车、大家电等保有量总体依然偏低,大众消费升级空间广阔;近年来,农村社保体系完善、扶贫、“振兴农村”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等,对消费升级起到了助推,值得持续关注。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

  (1)12月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是“双循环”大战略下的重要政策布局,“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着力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2)传统“扩内需”,更多依赖于债务驱动型的投资扩张;伴随债务累积,投资效率下降,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需求侧改革,意味着“扩内需”的重心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可能的举措,或从需求端“牵引”、供给端“创造”两维度展开。

  (3)政策完善分配制度,通过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扩大社保等举措,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大个税改革、调控房价等,减轻居民支出压力,增强消费内生动能。促消费举措,从全面刺激向“结构性”支持转变,并通过制度优化,改善消费环境。

  (4)在供给端创造需求,通过科技和业态等创新,扩大新型消费供给。包括引导科技创新,扩大新型、绿色、高技术商品的供给;推动业态创新,培育新场景、新模式等。同时,加大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支持农村基建、新型基建等领域。

  (5)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2011年起,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已开始逐步体现。在“供应链收缩”大背景下,内需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需求侧改革”有助于加快激发内需活力、助力经济增长动能切换,适逢其时。

  (6)政策助力内需加快释放下,全方位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其中,医疗、文娱等服务消费,上升趋势确定、空间较大。实物消费升级,体现为必须消费追求高品质和健康,可选消费关注品牌和质量等。“长尾效应”下,大众消费升级空间广阔。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出现大幅调整;新冠疫情出现超预期变化。

(文章来源:开源证券)

(责任编辑:DF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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