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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义侯”金印:方寸之间看民族交融

2021年04月12日 07:12
来源: 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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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归义侯”金印:方寸之间看民族交融

  古代的官印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君王授予官位的一种凭证,功能类似于现在的公章。

  印章虽小,却代表着一种权利、一种约定、一种信任、一种职责,通过考证可以了解当时的官吏制度、行政地域设置、社会文化形态和民俗文化等等信息。

  出土于凉城县小坝子滩遗址的两枚“归义侯”金印,身上就携带了这些文化信息,对于我们了解西晋时期的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印所散发出的金属光芒,经过千年轮转并未褪色,它们就像两枚金色钥匙,帮助我们开启寻找“归义侯”的大门。

  同一遗址发现两部族金印

  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县西北25公里处的小坝子滩村发现了一处金银器窖藏,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以及“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等,还有多件具有拓跋鲜卑特点的金饰牌。

  奇特的是,最受瞩目的“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虽然同出于一个窖藏,却分别属于两个部族——鲜卑和乌桓。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印体扁方形,印纽呈卧驼状,昂首前视,体刻兽毛。印面阴刻“晋鲜卑归义侯”6个字,篆书。长2.5厘米,高2.6厘米。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印体扁方形,印纽作卧驼状,昂首前视,体刻兽毛。印面阴刻“晋乌丸归义侯”6个字,篆书。长2.3、高2.8厘米。

  仔细研究这两枚金印的基本信息,能够发现许多共同之处:名称相似,都为“归义侯”;外形相似,都呈卧驼状;字体一致,都是用篆书所写。

  这不禁引发人们的好奇,不同部族的金印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个遗址?形制为何如此相似?关于产生金印的那个年代,一定发生了一些不被知晓的交往历史。

  经过专家学者多年的研究,这个谜题被解开了。

  “从两枚金印的发掘地来看,凉城小坝子滩位于内蒙古中南部,在阴山支脉蛮汗山山麓,历史上就是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活动的地区,距离鲜卑拓跋部的活动中心甚近。”内蒙博物院研究员丁勇说。

  历史上,乌丸在魏晋以前称乌桓。《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云。”据《晋书·刘馄传》记载,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上党太守袭醇降于聪,雁门乌丸复反,馄亲率精兵出御之。”

  “由此推断,西晋时期拓跋鲜卑猜也部的活动地区与雁门乌丸相距不远,二者之间可能有所接触,因此,同一窖藏内出现乌丸印和鲜卑印并非偶然。”丁勇说。

  “归义侯”称谓的由来

  “归义侯”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各部族首领的印信。对于“归义侯”这个称呼,史书中曾有记载。《晋书、武帝纪》:“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

  “侯”是爵位,古代爵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侯”为五等爵中的二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治理少数部族的措施,往往是分封其首领为“王、侯、君、长”。

  “归义”是西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归义”一词亦多见于汉印:“汉匈奴归义亲汉长”“汉归义羌伯长”“汉归义胡师长”等,这些都是对各边疆部族所施行的一种安抚怀柔政策。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三年(公元277年),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夷三国前后千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金印很可能就是西晋王朝封发给鲜卑族首领的封印。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介绍:“‘王侯将相’是中原的体制,‘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所反映的是鲜卑南迁进入中原之后,鲜卑民族主动融入到汉文化当中来,吸纳中原的礼乐典章制度的历史史实。”

  在当时,各部族首领成为“归义侯”,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史。

  以乌桓来说,乌丸是乌桓的别称,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属于阿尔泰语系,无文字,刻木为信。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击破,部众离散,一支逃至乌丸山(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遂以山名为族号,游牧于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弋猎、农耕,史称其“俗喜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所。”

  乌桓人以乌丸山为起点,并一路向南迁徙,直至进入中原各地,与建都中原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密切交往,并逐渐融合于其它各族之中。

  陈永志说:“乌桓断断续续存在了几百年,有关乌桓族的文物却寥寥无几。‘晋乌丸归义侯’金印的发现,印证了在两汉乃至魏晋之际乌桓的历史。金印中所刻‘归义侯’字样,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认同。”

  透过文物看融合

  小坝子滩窖藏共出土文物13件,种类有金印、银印、饰牌、饰件、戒指等。

  丁勇告诉我们,1962年9月22日《内蒙古日报》曾刊登过文章《凉城县发现西晋时期的鲜卑之物》,使得一批沉寂千年的珍贵文物得以重见天日。小坝子滩出土的金银器,可以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为研究西晋王朝各民族文化和活动区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这些文物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部族间审美理念的相互影响。

  该窖藏出土的动物形金饰牌、金饰件与拓跋鲜卑金饰牌的风格接近。工艺上,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立体感极强。群体动物以同种动物两两相背、上下排列为组合,采用透雕工艺,并结合浮雕,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除了从外形上进行观察比较,在小坝子滩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些还刻有文字,所传达的信息更为直接。

  “其中有一件四兽纹金饰牌的背面刻有‘猗金’三字,这三个字明确了这批重要文物的归属。猗金三字中的‘猗 ’,指的是拓跋鲜卑的领袖人物猗 、猗卢兄弟二人中的猗 。他于西晋末年助并州刺史司马腾打击刘渊有功,西晋王朝授以金印、银印及黄金饰物的赏赐品,这批文物正是拓跋鲜卑猗部的遗物。凉城县小坝子滩正是当时‘居代郡参合坡北’猗部的属地,这也与《魏书·序纪》记载的史实相吻合。”丁勇说。

  透过文物看历史,文物的价值需要被发掘、被看见。

  小坝子滩窖藏的金银器,让后人从细枝末节处看到了包容与认同的力量。“归义侯”金印更是作为古代官位授予的印信凭证,见证了民族交融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虽然,“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曾经的主人已不得而知,但他们的一生所为,以及所处时代的历史印记,却被这一枚小小的金印带到了今天,被更多人知晓。

(文章来源:内蒙古日报)

(责任编辑:DF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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