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校友会

2013年08月28日 23:33
作者:周执 金秋怡 薛晓虹 张晓曼
来源: 中国财富
编辑: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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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6月底,浙江大学校友发表联名信,公开反对新校长任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头一遭,也是校友会第一次以独立姿态闯入公众视野。

2011年4月23日,老校友返回清华校园参加百年校庆。摄影 - w_shower/CFP

  今年6月底,浙江大学校友发表联名信,公开反对新校长任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头一遭,也是校友会第一次以独立姿态闯入公众视野。叫好者一片,看热闹的也不少。

  但凡读过书的人,哪怕只念了个小学,也不会对校友会陌生。承载着共同回忆的学校,是联结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纽带。

  但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校友会更像一个社交场和名利圈,拉赞助、找关系……直到浙大这惊天一响。原来校友会还可以干点别的,大家开始刮目相看。

  在本组报道中,我们试图为你呈现多面的校友会生态,它们不一样的玩法。

  “任何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和环境,需要前人铺垫后人努力。”7月4日凌晨,始作俑者浙江大学法国校友会会长王晓杰终于开了“金口”,在微博上发布了这样一条语焉不详的信息,随后便人间蒸发。此时,距离“浙大校长”风波已过去了10天。

  从重庆到杭州,一次例行的高校人事调整,却演化成一场公共事件,令人始料未及。事件的“罪魁祸首”来源于一封“反对现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担任浙大校长”的“联名信”。这封在网络疯传的公开信正是根据王晓杰的一篇博文修改而成,落款处赫然留下了近40个地区、50多个浙大校友会负责人的共同签名,分量不轻。

  校友公开反对校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头一遭,也是校友会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闯入公众视野。叫好者一片,看热闹的也不少。身处漩涡中心的新校长林建华被推到了悬崖边上。一个为人所知的细节是,在走马上任后的一次演讲上,由于太过紧张,林甚至将“祝福浙大”说成了“祝福重大”。坊间对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派系间的利益博弈、不明真相的本能抗拒、对学术治校式的反对……相关核心人士先后集体失语,让探寻真相变得困难。

  “求是、创新”本是浙江大学的校训。然而,羁绊无处不在。转瞬即逝的风波,没有让勇敢的浙大校友们拉开一幅改革图景,他们想走的依旧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风波前奏

  就在截稿前,本刊记者意外收到王晓杰发来的短信:“浙大人的优点是求是,浙大人的缺点是太求是。”有点突兀的“开场白”似乎隐藏着未尽之言。

  自2007年浙江大学法国校友会创立起,王晓杰就一直担任会长职务。那些首度踏上法兰西的浙大学子,一出机场大门就能收到他亲自送上的电话卡、地图和地铁票。因为组织得力、服务周到,王晓杰在校友中颇有些声望。在推动浙大与法国高校的校际交流上,法国校友会也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并成功帮助浙大加入了中法两国最大的教育合作项目“9+9”。浙江大学也成为该项目启动十年来,第一所加入的内地高校。

  未来校长人选空缺多月,关心学校发展的校友们自然免不了八卦。5月底,新任校长人选已定的消息从多个渠道传出,并迅速成为网络上浙大各地校友会讨论的热点。与此同时,一则“杰出校友”汤永谦在杭州病逝的噩耗,也引发了各地校友分会的极大关注。有人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浙大历史上,第一个能引起如此震动的校友。

  出生于上海的汤永谦,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5年赴美留学,创办了特克里公司,成为优秀的华裔实业家。在最近的十年里,他和爱人、同为浙大校友的姚文琴共为浙江大学捐款达十余次,总额多达近亿元。两位老人几乎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母校。汤永谦为浙江大学捐建的玉泉校区永谦学生活动中心,给许多同学留下了共同回忆。

  2003年,他和夫人还出面邀请到当代物理学家史蒂芬森·霍金来浙大作演讲。当时老校长路甬祥十分得意地对不服气的清华人道:“我们有个好校友。”针对浙大如何早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汤永谦和姚文琴夫妇不止一次地献过自己的“张良策”——靠校友。二人多次鼓励学弟学妹们,作为浙大人“该做的还是要做”。

  汤永谦的故事启发过许多人。王晓杰向记者表示,“虽然吾辈不及汤先生一辈,但是我们仍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母校的热爱。”当时,校园内对传闻中新校长的资格已经流传着一些看法,但老师学生们迫于身份,无一人敢言。

  “实际上,在发布声明之前,我们就非常清楚,声明改变不了结果。我们也不求结果,只希望能表达出校友们的集体诉求。”随后王晓杰在博客上撰写了一篇“浙大人应当把握自己命运”的文章,拉响了一场骚动的前奏。

  吸金工具

  为何校友会被高校如此看重?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其中缘由。“学生愿意付、能够付的学费非常有限,远远不够支撑现代大学的费用,这本身说明‘教育由市场定价’的艰难,是一种系统性的扭曲。由于教育的无形无色无味,而且需要时间才能看出价值,即使是由学生亲自定价,也很难知道今天所学是值1万元还是5万元。教育定价难最后可能迫使大学放弃许多学术研究,减少新知识的发现。而校友捐赠则是对教育科研经费的重要弥补。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大学,校友捐款决定了各大学对学术研究、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投入水平,也是学术自由的财务保障。”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将校友工作视为推动学校发展的重要源泉。深谙此道的校长们也绞尽脑汁创造着各种明目张胆的融资机会。

  向华记得第一次与高中校友久别重逢是在毕业20年后的一场饭局上。母校湖南祁阳一中的老师南下广州做客,学生们便招呼散落各处的昔日同窗举办了一场聚会。几杯酒下肚后,老校长语气委婉地暗示道:“学校即将迎来百年校庆,你们又都在发达地区事业有成,不妨回去做点贡献。”大家一听都明白了。

  打着学校的旗号搭台唱戏不是什么坏事。很快,在国企掌舵的一名男同学便被推选为第一届校友会会长。而当过学生会副主席的向华则被推选为执行秘书。拿着一份校方提供的名单,短短一个星期,向华联络上了100余名校友。到了最棘手的募款环节,校方给向华的意见是,在校友中物色几个有钱人,让对方一次性赞助,谁的毛多就在谁身上薅。这是一种常见的募款思路,听起来天经地义。向华却坚持,既然是为母校服务,当然要全员参与。

  心怀热忱的同学们自掏腰包,从数百元到数万元,最终给学校凑出了40万。蹊跷的是,几天后,向华却接到了一名北京校友打来的电话,那边劈头盖脸就问:“听说你们分会捐出了80万,是不是真的?”“怎么可能那么多,账都在我这,我还不清楚?”后来她又陆续接到几个类似的试探电话,对方得到的捐款数据都被夸大许多。向华怀疑是学校故意把风声放出去的,其目的就好比在拍卖会上找人抬价一样。

  果然校庆前夕,各地校友会围绕捐赠展开了更加赤裸裸的攀比。深圳校友会的负责人是一名银行行长,据说为达标,他连工作都顾不上,开着车一家一家上门去找贷款企业要钱。还有校友投机取巧,给学校捐来了一幅湘绣作品,看上去不是什么大制作,却声称价值50万。这场暗流涌动的“捐赠竞赛”最终随着校庆的华丽落幕而告终。学校无疑成了最大的赢家。

  利用校友网络,高校展现出了惊人的吸金能力。基金会中心网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资产排名前十的非公募基金会中,竟有7家来自高校教育基金会。其中浙江大学在当年接收的校友捐赠金额最多,达到了5.24亿。仅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一人就向浙大捐赠了2.46亿元,刷新了国内校友捐赠的最高纪录。

  中国式社交

  校方有融资冲动,校友有社交诉求。而那些被圈入校友名单的成功人士,就成了令人垂涎的“唐僧肉”。

  想要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渴望着通过一层“校友”关系节节攀登、打开局面。从山东南下经商的王林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自己去参加一个山东高校的校友会,目的就是冲着该会会长是省级高官去的。“老实说我连那所学校的门都没进过。”席间,各路生意人将官员簇拥其间,频频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每个人都对“潜规则”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北京校友会曾被形容为“中国‘政商’最高的社会团体”。这个精英俱乐部可谓将“政商路线”走到了极致。来自商界的领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到哈佛自由选课。来自政界的精英则通过集体培训,参加由中组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计划。一旦回国便跻身哈佛校友行列。在这个“哈佛帮”里,和你邻座的可能是一个跨国企业的中国区总裁或者上市公司的部门总监。你能听到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的演讲,也会在随手翻开的一本《哈佛中国评论》里找到曾荫权或李肇星的文章,或者在一个高档酒庄里一睹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的真容。“哈佛校友”四个字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代表着“高智商+成功人生”。如果能削尖脑袋挤进去,那么至少看上去已经成功了一半。

  不可否认,这些以校之名聚集起来的社交场,在帮助年轻校友规划职业上确有可靠之处。尤其对青年创业者而言,丰沛的人脉资源更像是久旱后落下的甘露。80后北大校友慧婷一直有个开咖啡馆的梦想。利用校友网络,她募集到了100万的原始资本。连天地壹号饮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生也向她伸出了橄榄枝。“九毛九”山西老面馆的创始人管毅宏更亲自带上自己的执行董事去给她出谋划策。“如果没有校友会出面,这样的机会不可能落在年轻人身上。”

  遗憾的是,校友会最应扮演的“建言者”、“监督者”角色在采访中却鲜少被人提及。在谈到校友会与学校的关系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秘书长如此回答:“在法律上肯定是平行独立的,但我的理解应该是一种总部和分舵的关系。”这番解读点中了校友会的“中国特色”。

  从“父子”到“兄弟”

  实际上,目前中国高校校友会基本上是在学校牵头下成立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出身,本身就带着基因缺陷。尤其是当校友规模增大、服务质量提升时,必然需要有专职人员和稳定的经费来源。例如,北京大学广州校友会专职秘书的费用,就是通过承接母校的远程教育项目来获得。这意味着校友会与母校之间只可能是一种“父与子”的隶属关系。

  在世界一流大学里,校友是一股强劲的力量,不但享有充分的建议权、监督权,甚至能影响学校决策。没有独立平等,校友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持校友会的独立性,但现行体制下几难做到。”王晓杰感慨。风波之后,他曾面见过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校方拿出的勇气已算进步,尽管整场会晤谈得最多的还是个人感受与利益得失。“我不想谈其他层面的东西,也没这个能耐。我只想轻轻地唤起众多校友对学校的关注,所以才在网上对学弟学妹们喊出‘前人铺垫、后人努力’。”

  独立之旅注定是任重而道远的。而世界的精彩之处恰恰在于,永远不缺探路者

  2006年9月2日,还在加拿大留学的刘志峰乘飞机飞到了美国波士顿。在哈佛大学见到了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友周全和蒋华。那一天,是他职业生涯的新起点。几个月后,刘志峰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大学校友基金会—中国科大校友新创基金会(简称新创基金会)的秘书长。

  刘志峰清楚地记得,那个上午,他们三人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定下了两个远大目标:每年有一万个校友捐款,哪怕每人只捐一块钱,每年也能为母校筹措一亿资金。周全提出要为科大建立一个三十年乃至上百年后仍然存在的校友组织。现任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的周全,被业界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投资人之一。“他经常说一些挺简单、挺激进的想法,事后都被证明是非常伟大而有远见的。” 刘志峰说。

  在此之前,张树新、蒋澄宇等校友们曾就帮助科大重塑品牌进行过多次聚会。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科大的黄金时期。那时,全国各省区有近一半的高考状元都被科大收入囊中。但近十年来,科大的辉煌已不复当年,既没有政府的资源倾斜,也没有“清华北大”的社会认可。那些出身“少年班”的学长内心多少是有些自负的。但感情替代不了现实,也挽不回颓势,唯一的办法只有行动。据说,当时曾有校友提议将基金会取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振兴基金”,这个响亮的名称得到在场校友的一致响应。但考虑到“振兴基金”容易引起外界对科大“今不如昔”的误解,最终被放弃。

  尽管新创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支持中国科大“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的努力,但是从一开始筹备小组就在章程中明确,与校方是“合作但独立”的兄弟关系—不推动校方不乐见之事,双方也无行政隶属。

  现代化的“校友基金会”

  刘志峰曾自嘲新创是一个“杂种”基金会—左手要捐赠;右手做服务。七年来,新创全职员工从未超过三人,却成为科大最活跃的校友服务提供商。他们借鉴了国外一流大学校友会的模式,举办校长俱乐部、校友龙门阵、校友导师制、校友宣讲团等活动,有时甚至连宣传海报都照抄。新校友烧尾宴更是直接效仿北美著名大学通行“Dinner with 12 Strangers”(与12个陌生人共餐)的做法。

  为了筹集更多的钱,新创基金会没少花心思。与过去高校喜欢哭穷、傍大款不同,新创基金会更喜欢用创意吸纳校友的小额捐赠。去年的上海马拉松赛,刘志峰与几名校友签订了一套对赌协议。只要超过50个科大同学冲过全程马拉松的终点,那么新创基金会就能收获54万元的捐款。共有86位自诩为 “谢耳朵”的中科大技术宅男(女)们站上了跑道,其中还包括科大51岁的“魔鬼教授”丁泽军。赌约中,还特别设立了一个“买马”协议。只要捐赠数额超过1000元的校友,就能指明一批“马儿”来为他跑步。结果押在丁泽军身上的赌注最多。而后基金会又一手策划了“中国科大知性美女榜”。女校友们捐出生活照,男校友只要捐赠达到或超过门槛就可获得浏览权限。这个项目在“僧多粥少”的科大立即受到了追捧。

  大胆的基金会还尝试了几件在传统校友会里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最威水的一次,刘志峰带着会计师竟然亲自跑去学校查账,包括校长在内的各级领导都很配合。

  2007年11月,新创基金会启动了意义深远的“口述校史”项目。该项目把关注重点锁在1977年~1995年的科大历史上。尤其是八十年代末科大校园发生过的几起著名事件,也包括引起争议的“少年班”教育模式的由来。当时喜欢“较真、抬杠”的科大人对中国社会一度产生过重要影响。事隔多年,那些风云过往已经很难还原。新创基金会特别组织校友寻访到了当年的亲历者和重要见证人,力求为学校留住珍贵的史料。

  次年3月底,新创基金会推出了“新创讲席教授”,开了国内高校人才引进的先例。讲席教授制度是西方著名大学争夺一流师资、提高教育和科研实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校友与校方共同组建专家委员会负责教授引进和资格评审。受聘成功后,教授所享津贴的50%则由校友捐赠。截至2010年3月,新创基金会已在中国科技大学推出三个讲席教授职位。首批新创讲席教授潘建伟2011年成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证明了校友捐赠激励的成果。

  “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们是科大乃至全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校友机构。”学计算机出身的刘志峰几乎动用了一切新技术手段开展工作,活脱脱一个数字“极客”。

  2012 年,基金会的IT 研究中心在国内率先研发出了一款“校友挖掘机”。两会期间,挖掘机仅凭一份两会代表名单,就精确定位出了数十位科大校友。“校友工作其实就是情报工作。我的观点是‘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人’。”每每遇见校友,刘志峰总要毕恭毕敬地递上名片,自我介绍道:“不好意思,我就是群发垃圾邮件最多的那个。”自从微信流行起来以后,他又开始折腾起公共账号,发布校友企业招聘信息、学校动态以及各种未经证实的“谣言”。例如,官方还未公布正式结果,有关“科大8名教授将获得2013年国家杰青称号”的小道消息就通过手机广播到了世界各地。

  最让刘志峰得意的还要数基金会的捐赠系统。“只要点开网页,你可以在全世界刷任何一个国家的信用卡进行捐赠。这在国内还没有几家基金会能够做到。”2012年,基金会为科大筹集到了500余万的善款,捐赠人次超过了3000人次。“离我们一万人的目标,仅仅完成了三分之一,离一亿元的目标还差得远。可见当年的我们是多么傻呀,简直就是堂吉诃德。”

  七年了,尽管有着现代理念和专业团队,代表着民间力量对高校建设的参与,新创基金会的校友捐赠并未赢得火箭式的增长。兄弟院校的校友机构却往往能凭借向权威体系效忠获得十亿量级捐赠。经常有心急的校友跑来提出了各种看法甚至质疑。刘志峰不是没有沮丧过,但仅凭几个人的力量就想改变强大的体制,谈何容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建立捐赠体系的良性成长机制远比数字来得重要。要迎来大额社会捐赠的曙光,注定是要经过漫漫长夜。

  2011年的基金会年报上,刘志峰把当年捐赠过的校友名字一一列在了“校长致辞”的前面,用心良苦。在秘书长感言部分,他这样写道:“我想和校友一起证明校友基金之强绝非乌托邦的梦想;我喜欢北岛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使用化名)

(责任编辑:D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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