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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展望”论坛(实录)

2012年05月28日 20:11
来源: 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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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于2012年5月26日-27日在大连举行。

  以下为“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展望”分论坛实录:

  罗振宇:今天下午最后两场论坛留给我的都是比较纠结的问题,刚才是改革的问题,这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展望,我记得美国约翰逊总统讲过一句话,有一次他发表经济形势演说,他说我怎么觉得讲经济就像尿裤子,自己觉得热乎乎的,别人觉得什么感觉都没有,好在我们今天讲趋势,无非是向好或者向坏,或者如何好、如何坏,今天第一个环节,我就请在场各位大佬就中国经济短期或者中长期做一个判断。

  Erik Bethel:首先我要感谢请我来到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论坛,我要感谢主办方,感谢大连经济论坛的主办方,这是非常棒的论坛,我希望能再次参加这个论坛,我的公司主要专注自然资源的公司,特别是采矿、能源、石油、天然气以及农业领域的公司,我可以谈很多关于我公司的状况,我可以谈很长很长,那么,当然我也可以谈它和中国经济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钢铁和相关材料,没有铜等等,我们是无法建立摩天大楼的。

  罗振宇:我感觉他没有听明白我的问题。好,我们请邓老师。

  邓天佐:对中国的经济趋势我还是很乐观的,因为我是科技部做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工作,也到了一些开发区,看了一些科技企业,我从这些科技企业感到还是很受鼓舞,很有信心,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我觉得可能要有那么一段时间在一个结构调整过程当中,可能是比较痛苦,趋势对企业永远都是有基础就能抓住机遇,你没有基础当然对你就是痛苦的,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罗振宇:不能一概而论,也就是我们得到了模糊的相对乐观的判断,这是邓司长给我们的。李一先生,瑞银集团中国区的主席,听听您的分析。

  李一:谢谢罗振宇,我们的改革不管是从政治、文化、经济、金融,实际确实到了一个挺大的转折期,未来的三年,其实很关键,因为现在经济的各项指标,包括在组织结构上的调整,运营方式的调整,未来三年是一个振动的阶段,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客观上讲可动用的资源还是有的,像我们讲有时候可打的牌还是有的,就看未来三年之后的牌怎么打出来,还是有东西,另外一句话,也是乐观的。

  李维安:我觉得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全世界从第二到第一那没有疑问,而我们追求的不是第一、第二,或者什么时间成为第一经济体的问题,而是我们希望中国经济的这种增长是建立在质量基础上,建立在社会进一步公平和不断的提高国民的幸福感基础上的增长。因此,短期来看,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这一个问题,最危险的就容易陷入我们以前多年曾经反复搞过的那种调整整顿再提高,作为一个短期的政策,而这次关键看看能不能真正的使经济转型?使经济从为生产而生产的目的上转向为消费而生产的目的上,如果转型成功,能够保证中国经济今后几十年的稳步发展。如果再落入以前调整的老套,再过多少年又会来一波,这是一个短期的看法,谢谢。

  崔殿国:作为企业界来看经济发展,我有这样一个观点,首先判断中国经济离不开全球这样一个大环境,和全球大环境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和经济自身有关,和整个方方面面的情况有关。最近作为企业来讲,经济发展我个人看法,目前保增长的压力很大,困难遇到的比较多,但是从长期来看,或者较长时期来看,或者不长时期来看,我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是作为企业从行业发展前景和市场需求来认识这个问题的。

  王庆:谈几个观点,首先从当前短期来看经济基本面正在恶化,主要原因是反应了过去一年的紧缩政策的效应,往前看经济基本面好转,主要反应在去年4季度以来的政策微调,但是政策调整作用不大,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健康,没有大规模失业,工资上涨压力较大,政策不会放松。第二即使有政策明显的放松,政策的效应将会大打折扣,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传导机制,也就是房地产市场和土地机制,负债率和扩张机制的作用无法发挥,所以即使有宏观政策的放松,实体经济和传导效应打折扣,往前看不仅关注财政和货币政策放松,也要关注房地产政策的调整,如果房地产政策没有调整,经济的复苏力度将会很弱。向前看,中长期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拐点,拐点的标志是未来中国经济增加速度比较慢,通货膨胀比较高,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消费增长的驱动力将会非常的明显。服务业在比重中要上升,而在国民收入中,劳动力收入比重要上升。这就是大家所谓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就是调结构,在调结构的问题上,过多的关注了“调”这个词,也就是过多的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实际我们预见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要发生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自然而然要发生的变化,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自然劳动者在国民经济收入比重中会上升,自然会消费更多,随着劳动者收入比重上升,就会挤压企业的利润,会压抑企业的投资冲动,这些正在缓慢发生,不必需要强有力的驱动。

  Bill Russo:谢谢,我也非常高兴今天又回到参加这个论坛,我已经在中国居住八年了,所以我的这个观点可以说结合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西方的观点,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确实是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开始是从一个慢速发展阶段,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到2008年的时候,有很多的中国的政策开始刺激经济,特别是是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消化这些投资,而且也正在消化这些刺激经济计划造成的影响。

  党剑:这个问题应该问前面一个论坛的嘉宾,因为前面有樊纲教授和吴晓求教授,针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看法大家各有各的观点,我自己有两个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层次,我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大概GDP总量每年能达到50万亿左右,基本上可能要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过去我们前面可能有东亚模式,有四小龙或者四小虎的模式,但是发展到这个层面上,我们不可能去学习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或者地区、这么一个经济体的一些办法往下走,这个就需要我们可能更多的比如从美国引进一些创新的意识或者经济转型的经验,需要从日本引进一些扩大内需的方式,让GDP的增量当中,70%是内需来拉动的,这个方面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以后要做的,而不是说我们之前靠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者靠别人的经验都能够给我们答案的,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我们需要一种强力的推动,刚才我觉得那个论坛罗先生主持的非常好,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而且讨论了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二十年的开放、改革和成长,大家有没有回忆我们得益于什么?第一个得益于分税制,城市化进程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当然那个时候肯定也是有阻力的,像我们现在讨论未来要讲话的内容一样。还有我们十几年前加入WTO,当年有人冒着当汉奸的骂名,做成了这个事情,给我们企业做成了世界工厂的机会,国企和民企是不一样的,国企做上游,民企在下游做出口,这些能够在当年强力推动这些事情的,确实让我们的经济享受到了制度改革的红利,所以我们现在要追求的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放松管制,包括让企业自主的发展,有些重点的改革,需要我们强力的去推动,需要我们高层设计、顶层设计,这个是我两个感受,一个是我们没有石头可摸,另外我们需要强力的推动。

  罗振宇:谢谢,我觉得现在但凡是公开讲话,而且对中国经济有一些理性判断的人,通常不大可能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顶多总体乐观里面做一些调试而已,我想我们现在不能从悲观和乐观的二分法要求大家亮观点了,想换一个角度,也正是王庆先生点出来的角度,不管往前走悲观还是乐观,总而言之跟前三十年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可能大家有意见或者分歧,我们是不是从这儿来聊起,到现在为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九轮中国经济自己的周期,十六个字,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直循环到今天第九轮,但是分明感觉到这一轮和上一轮不一样,包括房地产政策,现在为什么不敢大规模放开,可能相关的社会政治结果,目前的国家也背不起,总而言之,过去三十年很多逻辑现在你会发现走不下去,也正好我们今天在大连开这个会,也是讨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时候,接下来我就不点名发言了,各位你们关于未来三十年和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面有哪些不同点,我们也来做一个清单,始作俑者还是王庆,上午谈了三个,刚才谈了两个,第一是变慢,第二是靠消费拉动,第三是流动性不会像过去三十年那么充裕,从你开始把这个不一样的清单做下去。

  王庆:如果是第三个的话,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可能对我们的货币金融环境条件造成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向前看,由于劳动力市场发生比较深化的变化,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就使中国的储蓄率将会从高峰逐渐降低,储蓄率的降低必将影响整个经济系统资金成本,资金成本将会上升,所以我们过去五年、八年以来经历的流动性充裕,资金泛滥,造成资产价格上行的压力等等一系列现象就会有一个逆转的过程,包括体现在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等等,所以说这个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实体经济影响,也体现在金融货币条件上的影响,在这点我想尤其强调一点,尽管中国经济的过去三十年、四十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只是给了一个经济的变化的初始条件,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包括快速增长,包括结构变化都是经济增长中的内在力量,这个内在力量很重要的一个解释因素就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这些力量的变化未来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不是一两个政策的宣布或执行就能够左右的。

  罗振宇:那关于未来三十年有什么不同,你就是这三个观点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或者一会儿想到了您再说。

  王庆:目前为止这三点恐怕是变化中最突出的特征。

  罗振宇:关于未来三十年和过去三十年我们必须接受什么样的全新景象,台上的其他嘉宾。邓司长。

  邓天佐:说一点不太成熟的看法,我觉得现在的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多年以来,今天的情况确实和三十年前我们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从经济总量上说中国是世界第二,我觉得我们从大的方面可以肯定这个成绩,但是别太乐观,量大没有用。

  罗振宇:我们的司长一下子把境界拔上去了,我还得唠回来,三十年的未来和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会遇到什么样不同的要素?

  李维安: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刚才讲了一个现象,今后的经济发展要加入一个因素,就是治理风险的因素,因为我们多年对经济的管理讲的很多,现在从企业治理到非盈利组织治理到政府治理包括国际治理,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今后和国际能不能接轨,能不能成为一流国家、一流企业、一流组织,在这里我们虽然现在到处在讲治理,包括红十字会都讲治理,但是治理理念我们没有梳理,所以只能是空洞的,如果这块混乱,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企业基础、市场基础,包括资本市场,那怎么能发展,所以实际上,通行的治理理念三条:第一个是治理的民主性,不论各类组织,治理不可能一元化的,一元化没法治理,都是多元化,所以今后各类组织从政府到企业都面临多元化问题的解决,我举一个例子,我就不说政府了,我们的企业也都会一元化思维,搞定政府就解决了,所以出去并购的案例失败的大部分是这些,第二个治理是有一个规则,从组织的层面来讲,它涉及到顶层设计、制度设计,越往上,在一个公司里到董事会治理能力越大,而我们现在倒转了,顶上抓管理,底下抓治理,按道理顶层设计,是顶上的事,顶上不干,顶下吆喝,我前段时间看小册子是怎么写的?我看有一章章节都不对,有一章有社会管理,有一章写基层治理,都讲管理不要紧,社会管理有社会管理,那本书前面写社会管理,下面写基层治理,倒转了。所以倒转了底下管理大家没有心了,底下吆喝治理问题,顶上抓权,抓管理问题。第三个,管理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统治的意思,一个是疏导理顺的问题,按道理治理和我们以前讲的政府、企业统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应该以疏导和理顺为主,而我们以统治为主,这样不能疏通,相关者利益得不到体现和照顾,最后要不然你集中解决,要不然爆发出问题。

  罗振宇:刚才是李校长,李校长说我们要如何如何,但是我还是想问,未来三十年会发生什么,和我们的目标没什么关系,我还是感兴趣王庆讲的,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趋势,不是谁要怎么样,往前走就会自动发生,不知道谁还会给我们未来趋势的理解?

  Erik Bethel:很难预计未来三十年是什么样子,三十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人是无法猜测的,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国会取得这样好的发展状况,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来进一步预测社会发展,治理等等这些层面,这里面我想让大家考虑一下其他的层面,比如说能够以现在的方式进一步发展的话,印度也以现在的方式发展,世界会看到70亿人口、100亿人口,越来越多的人会转移到城市里,如果都转到城市里,中国的消费模型是投资模型,当我们移到城市会买车、买冰箱,会买空调,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需要产品,这是我之前也提到的,在整个世界层面上没有任何产业满足现在大的需求,所以在今后三十年里我认为中国会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融入全球化,我们会进一步和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更多的产品互融,和很多产业相连。现在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已经移到城市里,他们消费很多天然气、油、饮食,这样中国越来越复杂,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包括国际自然资源,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罗振宇:还有哪位要补充?

  邓天佐:这位先生讲的非常对,中国不仅是国际加工厂,也是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同的产业业态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因为我觉得从产业升级过程当中,从产业经济向技术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对技术的要求,对知识的要求应该是越来越高的,当然这个过程对一系列的挑战也都非常大,包括技术能不能支撑,包括社会服务体系是否能跟得上,包括金融,我们这个单元没有讨论这个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有很多方面的东西都不适应,对产业对这方面的需求低一点,但是从产业经济到技术经济的过渡,有很多技术要创新,但是现在很多银行不了解,所以银行也要改革,但是银行改革不要期待三五年就出现一个变革,银行要为轻资产提供服务,这是一个方面要做的,第二个方面要做的,恐怕传统的银行体系没有完全适合技术企业发展的融资需要,我们现在缺少一种,不是给他成立一个银行,限定投资规模不能超过多少就能够解决,因为这种银行对轻资产的企业和传统重资产的企业完全不一样,银行的结构一定要了解技术创新的规律,硅谷银行之所以能成长是因为硅谷银行的结构不同于国内的银行,国内银行都是搞经济的这些人,没有搞技术的,硅谷银行是一个专业化的银行,他的银行家们或者信贷员们,他对产业的了解不亚于风险投资,我们现在的银行能做到吗?肯定不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推动传统银行为创新型企业创新你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为他服务,另外光有这个还不够,一定要推动银行加大创新,要为这种草根的科技创新企业创立一种新的金融组织创新,就类似这种硅谷银行的,我们现在银行基本是靠利差收益,现在银行业并购比较多,实体经济在下滑,利润在下降,银行业效益非常好高,那就说明这个行业没有达到充分竞争,我觉得一个是要使现在的银行业充分竞争,另外还需要诞生和科技企业结合的银行才行,往高端知识经济银行更不懂了,所以我觉得从知识经济来讲,中国的未来的发展一个是要推动现代服务产业,要大力发展,传统的产业要升级,你要不升级恐怕就会在中国的市场上被挤出,因为随着我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随着东南亚或者东欧一些国家生产力成本降低,这些地方的生产产品可能会返销到我们中国的市场来,所以传统的产业一定要升级。那么,技术经济更得要提高竞争能力,我们希望有更多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一定要把自己做强,那你再高端,就是一个先导产业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从科技角度讲,几个层面,一个是要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要拉动内生经济,没有服务产业做支撑,消费这个市场是很难启动的。第二个层面,传统产业要升级,升级要靠技术支撑;第三个,就是要我们说人人搞PE是不现实的,每个人能搞PE吗?温州那么多资金,为什么温州当地的市场吸纳不了,我觉得主要是温州的资金,当地的产业吸纳不了这些资金,所以造成了这些资金全国各地找投资机会,人人搞PE是不可能的,PE是门槛很高的行业,一定要专业水准,所以要打造科技金融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搞天使投资,真正的科技创业投资,把这些投资引到科技创业上来。第三是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第四是打造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先导产业,可能现在还没有先导产业雏形,但是可能会形成这样的基础,现在国内有些地方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比如说现在的纳米在苏州就有很好的苗头,比如现在超材料在深圳就有这样的基础,因为在深圳这个地方有全球一流的科学家队伍,有平台,可能就在这样一个平台,在这样一个创新团队的基础上,可能在超材料到产业上会打造出先导产业,那就是国际一流的产业,现在面临国际竞争一定要在高端竞争。

  罗振宇:谢谢邓司长,其他几位嘉宾,我不太想听到我们要如何如何,我们这场论坛主要是趋势判断。

  党剑:我觉得三点,既然你说往后三十年,实际也搀杂了一些自己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形成一个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能理解,整个政府因为有强大的财力,除了税收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占每年创造财富的60%以上,这也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但是希望以后分配能够更加均衡一些,包括我们的社保体制和医疗体系,第二个希望形成一个小投资大消费,这个当然大家都了解了,还有一个是希望形成一个小金融大企业,这个确实我们A股市场整个银行的盈利占51.6%,这个确实实体经济不光是受我们激烈竞争的影响,也受金融体系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提倡的银行或者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之前一个论坛说的,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确实任重道远的,这三个作为自己的希望吧。

  罗振宇:好,来自北车集团的崔总,您也给我们提提未来的趋势判断。

  崔殿国:我想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和以前,和我们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我们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实际上讲调结构扩内需不是现在才讲的,实际讲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这几年企业高速发展,在扩内需方面作为受益者来讲,主要是政府这几年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通过4万亿基础建设的投入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现在内需是实际存在的,问题是扩大内需,政府在持续的发挥这样的作用,可能已经不是很明显了,那就是说,怎么让更多的民间的资本能够进入到需要扩大内需的这些基础性的产业,因为我们面对的产业包括铁路的产业,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产业,这都是我们目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铁路只有八九万公里,美国高峰时30多万,现在也有20多万,它是一个汽车国家。欧洲国家铁路长度不如我们长,但是密度是远远高于我们,中国需要发展交通网络的内需是非常大的,问题是我们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来引导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这样一个领域把它拉动起来,这是我想讲的一个。第二,调结构。调结构讲得比较多,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他自身的产业的升级和产品的调整,它是一个企业行为,过去我们一讲调结构,好象应该发展这个产业,发展那个产业,作为一个新的产业,产业升级是企业自身发展的东西,更多的依赖的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更好的创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更多的是要在环境上做文章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刚才有的嘉宾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更多的依赖技术创新,开拓国际市场的问题,更多的依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开拓市场的问题,我觉得这实际上都是我们作为企业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话题,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的期望,我对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我个人的看法这些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李一: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不好意思,我刚才出去了一下,刚才我在想,我也发觉振宇的主持有时候很尖锐,有时候很有意思,其实你今天问的两个问题,在座的很多人没有按照你的意思走,第一我觉得大家没有回避,可能是大家的理解问题,我也在理解,我刚才在看中国经济论坛,我也在回顾,我也是从三十年经历到今天,大家经历多了,大家开论坛多了,我记得早年没有这么多论坛,现在无比之多,是不是一方面我们民族走到节点上,刚才我在说确实很纠结,照例我周末可以休息,可以不来,但是我抱着好奇心,想来听听,但是有时候听完不知所然,当然我也希望作为一个课堂,也希望政府作为一个教育基地,也希望这里的建言和参与者有一个互动,三十年我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太复杂了,这可能我也想到了,这三十年中我们民族面临两个大的转折,一个是从农村式的改革进入较为中级的工业化改革,这是大家清楚的,还有一个是习惯了的计划经济,走入了大家试图去摸石头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改革,同时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在百年当中也经历了思想和文化的冲撞,文化的形态,经济的方式方法,经济的类型,今天的论坛实际也很有意思,叫经济论坛,实际更客观一点可以是未来中国发展论坛,因为你的问题不光是实际经济指标了,实际经济指标是我们搞经济学的专家们最喜欢,因为那是他们的专业,他们的知识、专注都在这儿,作为老百姓我更喜欢提到几点,未来三十年一定有几个指标是清晰的,第一国民性一定是提高的,这个包含很多方面,比方讲现在我们不满的成分非常多,没错,可以不满,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权利,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每个人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有时候也挺悲哀的,碰到不喜欢的东西也不敢去说,可能文化的价值观就在这个地方,国民性的问题在三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三十年之后一定明显改变。还有一个指标是国际化指标,你挡都挡不住,你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大的经济规模,这么大的人口规模,你不可能不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合适的位置,那将会是什么呢?这个在前面的三十年我们的民族没有太多的考虑,只是把大门开开了以后,自动的被动的在走着,未来三十年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第一个问题是国民性成熟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都影响到未来三十年的面貌,同时我相信未来三十年一定是高和低、远和近、深和浅的问题,一定是变的。最后是经济成熟度的问题,过去我的同事现在也坐在政府的位子上,这些年由于业务的关系,跟各个省也去交流,也时候被聘为顾问,实际感觉单独交流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急,单独交流的时候你们发觉他们也很聪明,他们也有现状不满的状况。

  李维安:实际上刚才台上大家谈的是一致的,国际化肯定重大,经济总量肯定重大,再者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土地红利未来三十作用越来越小了,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到,那么其他先生讲的实际上是我们面临选择问题,我们有些政策选择了就会出现这个特征,不选择三十年就会出现另一个特征,举个例子,现在中国就处在十字路口,包括上一次讨论,腐败、不公平、不平等都看到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往哪走?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改革开放之前也没有这么多腐败,这么多不平等,因此要走另一条路。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的国家世界上很多,也没有这么不公平,也没有这么多腐败,那么应该再往现在的市场经济走,那你到底往哪走,我们用两弹一星很成功了,但是搞经济都用两弹一星还是用高铁的办法?中国经济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如果往这条路走深化市场经济和偏计划经济,政府控制加强,那完全将来经济是两条路,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选择,现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刻。

  罗振宇:我觉得场上还是弥漫了一种气氛,就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大家都不敢说不好,那我来扮演这个角色,反正我也看了一些书,有一些人有一些角度对中国经济唱衰,我跟场上嘉宾来一轮对攻,王庆先生研究经济,我的问题你必答,其他人有话也可以说,有这样一个思路,中国过去三十都学日本、东亚四小龙,像一只猴子在美国这棵树上跳舞,但是现在你已经不是一只小猴子了,已经长成了大象,再想在美国这棵树上跳,美国就承受不了,请注意过去三十年我们的内需成长并不慢,每年也都10%几,那还怎么拉动?莫非我们每年还要成长20%几的内需,这是不可能的,内需的成长步伐不慢,尤其是今年冬天我们在家看赵本山弄的《乡村爱情故事》,我们发现农村的生活挺好的,大脚超市里什么没有,如果我们这只大象从树上下来,不趴在美国和欧盟身上跳舞,是不是我们面临命中注定的崩溃,从头再来。

  王庆:您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我们经济过去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观点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四十年的快速增长是经济奇迹,经济奇迹之后,你的规模体量已经很大了,再往前奇迹不可重复,所以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你刚才提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还能有多快的增长,谈这个问题,不仅仅要看过去三十年,不妨看看世界经济史,了解世界经济史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恐怕看得更现实,也不是那么过于悲观,经济史我给大家描述一个图,这个图实际上是从中国经济在公元4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西欧的水平基本是一样的,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基本是一样的,从公元40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西欧经济基本是同步的,但是到了宋末元初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就是公元1300年左右的时候,一直到上世纪中,中国的经济水平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中国的经济是停滞的,相反从那个时候,西欧的经济水平还在缓慢但是持续的上升,到了公元1830年左右,也就是工业化的时候,西欧的经济水平有了攀升,相反中国的经济水平那时候出现了绝对的下降,人均收入水平绝对的下降,所以你如果想象这么一个图的话,想放在中国经济发展,放在长的历史区间来看的,你会发现所谓的中国奇迹也就是过去三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如果放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来看的话,与其感慨过去中国三十年是经济奇迹,更应该感慨从公元1300年一直到上世纪中经济没有增长这才是奇迹,所以中国过去三十年四十年的增长是一个赶超的过程,我们说我们体量变大,等等,未来发展空间有限,实际上我们快速的增长只是弥补之前的停滞。

  罗振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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