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发展如何跑赢市场

2018年04月01日 10:15
作者:李路阳
来源: 国际融资
编辑: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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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How to beat the market

  新型城镇化发展如何跑赢市场

  新型城镇化建设怎样做才能赢得市场?制度上如何设计?政府应如何作为?金融机构如何支持?PPP模式怎样创新?又将在“新四化”中发挥怎样作用?围绕诸多读者关注的问题,《国际融资》杂志记者独家采访了国家开发银行行务委员、资深专家郭濂先生。郭濂先生以他十几年的调研与参与顶层设计的感悟告诉《国际融资》杂志记者:一定要汲取中国城镇化大起大落的教训,务必尊重客观规律,不再拔苗助长。必须意识到当前信息智能的空前发展,给全球城镇化带来了同样的挑战和同等的洗牌机遇,发展滞后的城镇将会面临危机

  How can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win the market? How should we design the system? What should the government do? How coul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pport it? How does the PPP model innovate? How will it play a role in the “new four modernizations”? To know the answers, the reporte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Mr。 Guo Lian, Commissioner of Banking of CDB and senior expert。 He said that we must learn the lesson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change radically, respect the objective rules, and should not spoil things by the excessive enthusiasm。 According to him,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global urbanization, and towns that cant catch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will be at risk。

  怎样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高级形态

  记者: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市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那么,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新四化同步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郭濂:信息化是实现“新四化”同步发展的关键要素。信息化所具有的综合性、渗透性、竞争性、开放性和智能化等特征,推动“其他三化”创新变革和提升内涵品质。信息化迎来了“互联网时代+工业4.0+3D打印”时代,带动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按智慧方式高效、协调运行城市,使城市整体发展和竞争力达到现代化;信息化促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转型升级。信息化还有力地促进了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化四要素之间的协调、融合发展。

  记者:2016年,中国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通知》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将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怎样才能让特色小镇赢得市场?真正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而不是成为变相的房地产开发?您认为遏制特色小镇变味的杀手锏应该是什么?谁来监管?

  郭濂:特色小镇赢得市场的主要要素包括:在特色产业、配套设施、公共服务、文教体、医疗健康养老、绿色生态、智慧信息、生活意境、美丽恬静、旅游观光、名胜古迹、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协调性、新型社区、居住、就业、消费、税收等比选要素中,起码具备相应关键要素,其中最关键的是具备“有效益、有档次的特色产业”。在名胜古迹、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利用方面,千万要防止庸俗化和过度市场化,否则反而会降低其市场价值。 遏制特色小镇“变味”的关键是:对房地产“严格用地比例、公开立体监督、严防变相混入、建立剔除机制”;对房地产“事先控地控标、事中跟踪改进、事后检查督改”。凡发现房地产超标或影响小镇整体景观的,严格要求其全面及时整改。监管主体以发改委和住建部为主。

  记者: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金融支持》这本著作里写到了新型城镇化的高级形态:包括智慧城镇、“两型”城镇等,请您介绍一下它们分别具有什么特色?有怎样的发展前景?

  郭濂:智慧城镇是指综合运用现代科技、信息、知识和智慧,实现城市的智慧式运行和管理。主要特征包括:一是知识积累和人才提升,如智慧城市大大引进、培养和提升了计算机、遥感、通信、物流、管理、金融等人才。二是运用信息提升政治、社会经济、工农业、军事、科教文卫等管理水平。三是通过对知识、人才、信息、技术的融合,实现城市智慧创新和智慧管理的集成,使智慧物流、旅游、医疗、政务、社区、安全等融入“城市血液”。2016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其在顶层设计、建设重点、目标定位和实施路径上,都比智慧城市有了明显提高。目前,住建部已明确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将“分三年组织100个城市开展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今后,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将取得快速发展,但要防止急于求成、盲目照搬和千城一面。 两型社会指的是“以最少投入、最小污染获得最大效益,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以实现人、自然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其主要特征:一是要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二是要考虑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三是具有系统性、共生性和渐进性特点。由于两型社会体现了中国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加上目前试点城市在“城市圈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与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五个一体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记者:您曾提到,中国需要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向“民生基建”转型。何为“民生基建”?它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有什么不同?对“民生基建”的投融资应是怎样的?能否请您具体谈谈?

  郭濂:“民生基建”是指以直接惠及百姓、提升百姓生活质量为导向,以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下称“文教卫(包括医疗健康养老)体”〕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基建更加注重直接、全方位地改善民生,满足百姓提升生活质量和品位的要求,软件比重较大;传统基建更加注重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硬件比重较大。

  由于文教卫体等设施具有轻资产占比大、无形资产难以评估、抵质押物价值不足、投资风险不易把握等特点,因此建议:第一,从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分析,中国试点创建文教卫体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第二,设立融资工具箱,主要有:投资基金、产业基金、种子基金、文创基金等基金;专利、商标、影视、著作等抵质押机制;银团贷款、统借统还、委托贷款、委托代建、信用增级、担保公司、贷款保险等贷款机制;PPP、VC、PE、ABS、BOT、票据贴现、同业拆借、股票及长期债券、众筹等市场融资工具。第三,建立健全文教卫体产权交易所、无形资产价值评估及登记评估体系、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金融+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投资引导、贷款补贴、风险补偿、信用担保、税收价格等政策支持体系。第四,在法律规章、审批标准、交易市场、PPP使用者付费等方面适当放宽限制。第五,公开发布与民生基建密切相关的信息,如医疗养老健康指数、文教体普及指数等。

  记者:土地制度改革不仅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关键内容,更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突破口。您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应注意哪些问题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新型城镇化?对此,您有何建议?

  郭濂:土地制度改革要经得起老百姓考验和历史检验。在二元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中,完善和强化征地补偿制度,让农民得到更稳定的补偿和社会保障。例如:将农地转性的差价收益更多地惠及农民;有条件时,用农民土地补偿款换取项目股份;建立两级土地交易市场,特别是建设用地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和农民资产交易市场;适度放宽农地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流转和抵质押限制,提高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等权利的效用;同时严禁外来资本恶意圈占农地。例如:试行以“农户宅基地换房”,同时维护其占有权和资格权;改变目前土地及城镇化建设快于农民市民化的现象。通过土地有序流转(包括出租)支持农民购买城镇商品房;优化土地供应结构,盘活土地存量、保住耕地红线、鼓励土地复垦,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通过城乡土地置换,解决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

  金融机构和政府平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该如何作为?

  记者:国内外金融机构与政府及国际组织是如何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的?

  郭濂:我先简要介绍一下国外金融机构的支持模式:美国的优点是重视法律法规保障,规划引导。美国开辟了多元化融资渠道,主要有市政债和TDR等。英国的优点是强调突出城镇个性特色。在该国政府的管理下,不断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城镇化领域,将部分公共部门权力转移给民间。德国和法国的优点是重视城镇现代化与历史传承缺一不可。该国政府是城镇化投资主体,包括政府直接投资、设立国有企业投资、授予私人机构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权进行投资等。日本的优点是特别重视政府支持、重视生态保护。主要采用政府主导的金融支持模式,但采用的是独特的财政投融资制度。经合组织主要有价值获得税、过税额增量资金筹措、预付未来税收、地方税收、交通收费、地方收费、环境敏感项目服务收费、使用者付费、资本市场融资、PPP、财政拨款等。欧盟主要实施智能城市与社会创新伙伴计划,实施智慧型区域创新专业化战略和发展创新集群等。 为了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金融业在金融现代化、金融多元化、金融结构优化、金融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还有较大改进余地。第一,与地方合作制定系统性融资规划,整合金融、财税、土地和资产等资源。第二,配合地方创新投融资方式,有市政债、企业债、城镇引导基金、发展基金等。第三,建立风险防范和平衡机制。如资本金补充机制、偿债基金机制、风险项目补贴机制等。第四,促进成立专项投资管理公司,承担投融资、建设、运行和管理职能,减轻融资平台压力。第五,协助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社会资本签署并实施PPP协议、设立PPP专项基金等。第六,全牌照金融机构在发挥“投、贷、债、股、租、证、信、保”综合优势的基础上,加上夹层融资、公积金和券商资管等融资工具。

  记者:能否分享一个中国国内的经典案例?

  郭濂:可以。2002年,山西平遥实施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旅游业互动项目。银行从2003年开始,陆续为该项目发放三亿多元人民币贷款,大于平遥县当年的财政收入,在中国国内首开支持旅游小镇先河。从2012年开始,国家开发银行又陆续为平遥项目提供了多笔贷款。目前,平遥古城从未拖欠贷款本息或延期兑现债券。古城被国家旅游局公布为全国首批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连续几年被评为全球优质旅游目的地。全县每年接待游客达到800多万人次。

  记者:目前,中国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较高,特别是京津沪等地的城镇化率均超过了80%,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如河南、甘肃、四川等的城镇化率均在50%以下。您认为,应如何推动中国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

  郭濂:关于推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应该因地制宜地走出一条契合山区、草原特点地形,充分利用优美风景、深厚文化独特优势的就近新型城镇化道路。其次,国家应尽快制定中、东、西部和东北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加快培育由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组成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中原、哈长等城市群,使之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三要真正舍得投入发展教育,加快人才引进,将减缓西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优秀人才不断流失作为当务之急,东部地区要高抬贵手。其四要将城镇化建设与中西部民族宗教、教育文化、国防边疆、西部开发、“一带一路”、“新四化”、老区扶贫、生态屏障和农业大区等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其五要量力而行,不在中西内部搞攀比,更不与东部搞攀比,并尽量减少大拆大建,防止盲目建设各类园区。其六要大力吸引非公企业和社会资金,例如:降低准入门槛、保证承诺等。其七是做好符合中西部特点的制度、立法、组织、标准评价等工作。其八是鉴于中西部产业承受能力不如东部,要更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其九是在建设初期,由城投公司、国营企业等领投,给予项目以特许经营权、土地、收费政策等支持,财政适当给予银行贴息支持,央行给予银行以再贷款等支持。其十是对于收益较低的项目,主要依靠征收各种城市建设税费、综合政策、财政性投资(预算内主要使用社会福利、医疗保险、教育改革等支出;预算外主要依靠土地拍卖收益)、市政债券、专项资金等支持,也可混合高效益项目予以弥补。最后,为收益中等或较好的项目建立投资基金、充实项目资本金、推广PPP等融资工具,银行贷款(最好是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进行长、中、短期限互补贷款)、使用项目未来收益担保、市政债券、专项债券、集合债券、开展集合信托融资、利用外资和社会集资等多种融资形式并举。

  记者: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是值得中西部地区借鉴的?

  郭濂:我简要介绍一下美国西部开发、欧盟区域平衡发展以及日本开发北海道的经验。美国西部开发的经验主要体现在重视环境教育, 调整思想认识;制定灵活优惠的土地开发政策,颁布《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扩大开发自主权,给予土地以财政补贴、转移支付政策,直接赠送土地等;大力发展教育和高科技产业;大量建设基础设施,同时规范开发行为、加强资源保护、维护生态环境;以及将政府调控和市场导向结合起来,以政府投入引导民间资金。 欧盟区域平衡发展对我们的启示是:从制度、立法和机构上保障区域政策的实施、监督和评估;制定区划标准、评价和数据体系,找准区域病,动态跟踪改进和评估;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法定区域政策、目标、重点和方向。 日本开发北海道的经验是发挥中央、地方、官民联合开发企业这三方面的积极性;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符合北海道条件的主导产业;给予大量财政金融支持,还专门成立了北海道东北开发金融公库。

  记者:中国的城镇化规模庞大,巨大的资金需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重要挑战。您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应如何创新投融资机制?如何防范特色小镇项目发展中融资风险的问题?

  郭濂:关于地方政府如何创新投融资机制的问题,我认为,一要进行制度体制创新,主要包括:就业、土地、户籍、治理和服务制度等创新。二要开展顶层设计、规划、市场监管、文化传承、生态文明等创新;三要创新市场化、多层次、多元化、规范化的投融资机制。四要创新地方政府债券等债券的发行、使用和偿还机制,创新政府付费、财政补贴、特许经菅权、可行性缺口补贴机制、基础设施产权交易市场。五要创新投融资品种,除了PPP模式,还要创新TOT、城镇化发展基金、产业基金、融资型租赁,基础设施支持证券和国际资本等产品。六要创新建立环境准入制度与环境容量有偿使用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环保金融、碳金融产品。七要创新建立地方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包括地方政府国有股权的退出和融资平台资产的盘活,创新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渠道。八要创新搭建农村产权登记、评估、流转交易平台。 至于如何防范特色小镇项目融资风险的问题,主要做好七方面的防控:一是将经济效益作为启动、审批小镇项目的必要条件。二是防止特色小镇无特色、盲目照搬攀比、无商业模式和赢利模式。三是优化当地金融生态。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会计与审计、中介服务及银企关系等,增强地方政府对小镇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防范担保公司过度担保。四是建立小镇财政和债务约束机制,尽可能以显性直接债务取代隐性间接债务,防范过度负债。五是建立债券发行使用的风险约束机制,通过立法奠定地方政府预算硬约束的法律基础。六是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建立问责制和追究制,把小镇负债管理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特色小镇建设要量力而行、精打细算、提高投入产出率。七是金融机构不得违规向特色小镇提供融资,不得要求地方政府和担保公司违规提供担保。

  记者:在这方面是否有经典案例可以分享?

  郭濂:台儿庄特色小城镇开发项目的融资就很经典。该项目总概算48亿元人民币,中央、山东省、枣庄市政府总共给予资本金6.6亿元人民币,开发运营公司(业主)利用这6.6亿元人民币资本金盈利4.1亿元人民币,向银行借款6.3亿元,合计17亿元。资金缺口31亿元,由社会资本投入20亿元,其余11亿元则由中央、山东省相关部门和大企业建立博物馆、酒店等设施,相当于提前预支形象宣传费和广告费。该项目的融资有四个特点:一是筑巢引凤,上市前景光明。二是聚沙成塔,政府出资占比不到14%。三是业主轻资产、重运营。最后做到了银行满意:本息按时足额回收;社会资本满意:每年门票收入3.3亿、投资收益丰厚,资产增值高、具有上市前景;地方政府满意:古城每年总收入13.8亿元、带动枣庄市每年增收200亿元,增加就业10万人。

  中国PPP模式的创新时不可待

  记者: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指导意见》,从多个方面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加大了基础设施领域的开放力度。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PPP模式的优势在哪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郭濂:这个指导意见针对性强、很及时,是对以往所有PPP规章制度的必要补充。PPP模式的优势主要有四:一是有利于政府转换职能,减轻政府财政投资的负担和风险。二是使参与各方尽早介入项目规划和选择,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时间效率。三是有利于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提高了项目投融资成功率和经济效率。四是有利于发挥民间资本投入基础设施的积极性。

  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许多地方可用于基建的未来财政支出、土地等资源已经质押出去。二是少数房地产商打着特色城镇化旗号,利用PPP“快速直达通道”,绕过相关部门监管,致使特色城镇化建设走样。三是有的地方财力测算偏大,使得政府支出责任超过财政预算支出的10%。四是在城镇建设项目群中,盈利项目比重过低、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不清晰、收益测算太乐观,增大了还款风险。五是责任链不健全。有的项目主体是承包商、施工方和纯财务投资人。从立项、建设到运营管理负责到底的业主不多。六是入口前期准备不充分,项目筛选和评估不严格;入口后运营管理不规范,市场化出口不畅通。七是通过传统的政府、市场付费项目多,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创造新收费来源的项目少。八是有的项目融资存在着隐性担保问题,还款过度依赖政府购买或补助,部分PPP项目的SPV公司自有资本金比例过低。

  记者:依您看,银行在PPP模式推广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郭濂:首先,银行可以为PPP项目提供多种类型贷款、股权融资、保理融资、融资租赁、对接险资、理财融资、资产证券化、票据和债券等融资产品。其二,以银行组织为核心,整合证券、保险和信托业,并吸引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项目。其三,银行积极参与到项目的设计及开发中来,成为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其四,银行要掌握PPP项目全流程、场景化融资模式,并符合银监会等的监管政策,才能做出贷款或投资决策。其五,银行要做好项目的社会、经济和风险评估,并防止地方政府过度负债。

  记者:自2014年中国大力推广PPP模式以来,各界对PPP予以很高的期望。但目前来看,各级政府热情高涨,社会资本则持相对冷静态度。您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对此,您有哪些思考?PPP模式关键要创新什么?

  郭濂:社会资本相对冷静主要源自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主客观原因,导致地方政府在政府付费、项目收费权、协调担保、财政税收、土地政策、项目补贴、可行性缺口补贴、资源补偿、项目采购及清算、股权融资等方面做出的承诺,出现了最后部分不认可或不被认可的风险。第二,许多PPP项目投资周期长、经济效益一般,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不大,不太符合民间资本逐利目标。同时,风险把控性不强。第三,部分金融机构对参与PPP融资不太积极,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极性。第四,有的PPP项目信息公开不规范、不透明,影响社会资本对风险的把控。第五,有的项目要求社会资本投资主体具有全生命周期运营管理能力,出发点很好,但社会资本很难做得到。

  我认为,PPP模式的关键创新在于:首先要建立只有参与各方才能进入的PPP互联网信息平台。将参与PPP的部门、政府、企业、财政金融、中介服务、审计监管、公众监督、政策库、法规库、专家咨询库、案例库和投融资工具库等都放在平台上。第二,任何一方发生违约,就要受到相应惩罚,以增加社会资本的信心。第三,要充分借鉴或汲取国内外经验教训、组织实业家和专家,在PPP项目的识别、规划、立项、设计、建设、验收、运营、监管、财务测算、风险管理和资本退出等环节上编制参考标准和参照模式。帮助后续PPP项目少走弯路。第四,对于有收益的国有存量公共基础设施,试行股权转让、“国有民营”模式和资产证券化,为PPP新项目提供珍贵的资本金支持。第五,在兑现政府和社会资本承诺、政府基金、夹层融资、名股实债、退市或上市方面取得创新成果。

  记者: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境外在这方面的经验?

  郭濂:在英国、澳大利亚等联邦国家,政府与私人部门以标准合同的形式详尽规定合作方的权责利、创新规划、准则、门槛、论证、机构、监管、听证、公示、招投标、排序、评价、激励、仲裁和风控等环节;英国于2012年创新推出PF2模式,对PF1(私人融资计划)进行创新,包括加强部门采购职能,政府以股权方式投资、体现物有所值,公共部门在其中承担更多风险等。

  美、英、法、巴西、阿根廷、葡萄牙、希腊、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通过立法加强并创新PPP机制;部分欧洲国家将政府信用融资模式创新为“政府信用+项目资产”融资模式,将项目风险回归到项目本身,使商业融资得以成为主要渠道。 加拿大创新了专门设立PPP加拿大P3基金和PPP中心,用于弥补PPP项目资本金缺口等。

  欧盟整合欧洲投资银行、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的力量,成立了欧洲PPP专家中心。

  中国香港迪斯尼主题公园在PPP项目中,港府负责工程征地和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华特迪斯尼承担公园的建造和运营,建立了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记者:您认为,PPP模式应如何合理平衡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共享关系,而不是“关门打狗”?

  郭濂:应该不会存在“关门打狗”主观意愿,但客观上要从五个方面去考虑:首先,政府与市场主体要签订真正可执行、规范化、有效力的合同,在合同中公开透明、详细地规定合作方在各个环节的权责利和解决争议条款。市场主体相对在信息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为了降低市场主体的非对称风险,鼓励各方事先对合同条款进行反复沟通、反复讨价还价。其次,制定国家层面统一的PPP和特许经营权法律法规,统一规范约束各方行为。其三,政府既要转变管制者角色敢于放权,但又不能在项目启动后“大撒把”,要承担起服务、监督和考核等应尽责任。其四,在项目前期,政府要十分慎重地在政府付费和购买服务、服务价格、税收、回报、退出等关键方面作出承诺,提高在市场主体中的信用。其五,金融机构要在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充当好纽带和利益协调者角色。其六,政府要着重在保障市场主体保本、赢利、退出三个环节上事先做好预案。

  记者:您认为,中国目前新型城镇化做得最好的地方或者说可以列入经典案例传世的有吗?为什么?

  郭濂:中国不少省市都在建设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很难评价出哪个地方做得最好。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最早被确定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浙江省于2015年初在全国最早全面启动特色小城镇建设,创新推动“产、城、人、文”融合,目前已经成为产业转型升级、改善人居环境、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其主要特点:一是产业定位突出“特而强”;二是小镇功能力求“聚而合”;三是建设形态力求“精而美”;四是制度供给力求“活而新”。目前,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认定127个镇为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中,浙江省共有八个小镇入围,是全国入围数量最多的一个省。其中乌镇从2014年11月19日始,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目前还不敢评论哪些新型城镇化项目可以列入经典案例传世,主要原因是虽然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毕竟启动时间不算长,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展望与期许

  记者:纵观中国城镇化几十年的发展,您有哪些深刻感悟?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郭濂:我确实有些感悟,总结起来有十点:一是近几年来,中国的精准扶贫和棚户区改造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力和以人为本的情怀。二是所幸中国没有强行快速提高城市化率,得以避免跌入拉美、亚洲等部分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三是所幸中国亲眼见证了过去一百多年来相关国家城镇化给脆弱地球生态带来的损害,已经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推进城镇化。四是所幸中央及时提出建设中国新型特色智慧城镇化,要求保护文化脉络这个城镇的灵魂,防止更多的城镇陷入无特色、雷同化的两难境地。五是虽然中国城镇化率已经从10%提高到58%,但仍有两亿多进城农民需要在户籍、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方面提高待遇,解决农村土地、环保、治理问题还有改进余地。六是挤掉现有18%左右的城镇化率水份应该优先于增量城镇化;就近城镇化应该优先于异地城镇化。七是西部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急需采用特殊政策留住高端人才。八是中国需要汲取几十年来城镇化大起大落的教训,务必尊重客观规律,不再拔苗助长。九是当前信息智能正在得到飞速发展,给全球城镇化带来了同等的挑战和洗牌机遇,赶不上这个潮流的城镇将会面临危机。

  记者: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呢?

  郭濂:习近平主席指出了中国城镇化最大的经验和教训:“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谈到经验,我归纳总结了五点: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驱动、顶层设计、规划先行,基本上避免了拉美和亚洲部分国家严重的城市病。第二,中央与时俱进,不断提升城镇化品位并丰富城镇类型,从单一的城镇化,发展到新型、特色、绿色、智慧、海绵、人文、田园、两型社会和乡村振兴并存。第三,中国城镇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发展较快,基本上支撑起了城镇发展。第四,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借鉴国际经验、在城镇建设模式和融资领域开拓创新,较好地保证了资金需求。第五,国家越来越重视建设城市新型社区和农村新型社区,弥补了城镇功能和公共服务的不足。 谈到教训,主要有:很多城市建造了不少似曾相识的积木式、方盒子、统一门窗、多米诺骨牌排列、表情木然的建筑。不仅占用了珍贵的土地资源,而且将迫使未来新型智慧城镇的建设付出重大代价。部分城镇建设高速度、低品质,主要还停留在景观定位,未能深入挖掘城镇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徒有物理外表,缺乏内在美;有的城镇城市功能不健全,基础设施、管理、公共服务、科教文卫、水土气、能源和环保等跟不上,离新型智慧城镇则差得更远。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新型城镇化将在“新四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郭濂:中国的“四个自信”和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具有美好的发展前景:中国将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中国将于2020年预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前后,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将预期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稳步推进;中国将和平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将更加包容开放。特别是1989年以来,西方学者、媒体关于中国“政治崩溃论”、“社会崩溃论”、“经济崩溃论”、“国家崩溃论”等声音从未间断过,但唱衰中国所摆出的所有论据,除了不实之词外,已经被中国克服了一部分、缓解了一部分;其余部分正处在被克服或被缓解之中。中国将为建设人类文明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新型城镇化是工业现代化的引擎,为其搭建平台、注入动力,带来劳动力、提供消费人群。新型城镇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农产品市场、现代农业装备、社会化服务、劳动力培养、剩余劳动力出路、并催迫农业走上现代化和规模化道路。城镇化是信息化发展的载体,它为信息化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人才、经济、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城镇化要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还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互动协调同步发展。

  记者:您对PPP模式在中国的应用有哪些建议?

  郭濂:一是中国实施PPP已经到了关键、敏感和脆弱期,2018年资金面相对紧张、最严PPP新规(92号文)出台后,国家更加要求合规经营、防范风险、控制债务、严格担保。目前迫切需要依靠建章立制和开拓创新求发展,首先要尽快制定PPP及特许经营权暂行法规、完善PPP合同版本内容、强化其效力。二是目前顶层协调比顶层设计更为重要,这是PPP参与各方的心声。三是不要将PPP当成全能的灵丹妙药。对于不合规定、实施困难、效益不佳的项目,要尽早“瘦身”止损。四是处理好解救PPP担保困局与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当务难题。五是给社会资本以明确、稳定、透明的可预期盈利模式和持续性保障,特别是地方政府换人换届不减承诺的保障;反之如社会资本违约也要付出相应代价。六是对使用者付费比例有所变通,因为比例太高,在竞争性项目中就加大了吸引社会资本参加的难度。我的上述观点均属个人拙见,不代表我所工作的机构。谢谢你们的采访。(摄影杜秋)

  郭濂素描

  郭濂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务委员、资深专家。

  作为金融行业资深专家,他享有金融学博士、研究员、高级经济师、兼职教授、首届沪上金融家、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站老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之学者名誉。出版专著及合著、主编及合作主编的著作共19本,撰写百余篇文章,主持50多项课题研究。

  郭濂及他所领导的团队主要获奖情况:1985~1988年,他的文章《试论区域性通货膨胀及其特征》获中央国家机关论文比赛二等奖;《关于工资与物价挂钩的几个问题》获国家计委论文比赛二等奖;《重构固定资产的微观基础》获全国固定资产管理论文比赛二等奖。1998年,《银行网络建设》获国家经济信息系统一等奖;《银行集成系统》获国家经济信息系统二等奖。1997~2002年,《银行柜台前移系统》获得全国金融科技进步二等奖;《非现场稽核与预警系统》获全国银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信贷管理与预警系统》获全国银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基础数据库系统》获全国银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2000年,他获得中国银行业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个人先进奖。2014年,他的文章《开发性金融支持中国城镇化的研究》获得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2015年,他的专著《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金融支持》获得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2016年,他的论文《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协同激励机制分析》获得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他领导的团队还获得九项国开行创新一、二、三等奖。

  采访交谈中,郭濂先生给《国际融资》杂志记者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不是单纯的学者,而是能够接地气的学者。这些得益于他的丰富经历:他于1975年到交通局从事交通工程工作,1979年考入大学,1983年被分配到国家计委,1985年调入国家信息中心,1988年调入国家交通投资公司。自1994年调入国家开发银行后,历任交通信贷局处长,信息中心副主任、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开行合规办主任、研究中心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上海分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主持工作)并兼金融研发中心主任和《开发性金融》杂志主编。

  目前,郭濂兼任中国新能源联盟副理事长,中国“一带一路”联盟学术委员,北京两岸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高级专家,北大开行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大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际产能合作专家,中国金融40×40研究会成员,社科院陆家嘴研究基地理事及学术委员,中国西部金融30人论坛成员,亚太未来金融研究院成员等。

(责任编辑:D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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