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基本医疗保险资金有限的背景下，高价值药品难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纳入医保支付目录的创新药价格压得过低又会影响创新，所以必须研究把创新药医保支付标准与定价分开的可能性及具体方法，把创新药定价权交给企业，稳定市场预期，使创新药成为一个能够吸引优质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领域。”

　　11月30日，第九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在广州召开，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毕井泉在致辞中提到，任何领域的创新都是有支付能力的群体为创新买单，这种科技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终将惠及所有的消费者。

　　毕井泉认为，发展商业医疗保险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医疗消费需求，也为创新药支付开辟新的渠道。反过来看，自费市场的出现是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前提。人们有了自己支付的压力才会有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愿望。

　　在他看来，要想构建生物医药产业的市场体制，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为创新药产业发展构建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稳定的、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至关重要。

　　截至目前，我国批准的创新药占到全球的14%，在研新药数量占到全球的35%。2023年在研新药项目对外转让技术94起，成交金额430亿美元。通过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品规1万1千多个，覆盖1386个品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毕井泉表示，生物医药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产业。在这个市场上，需要多个卖方和多个买方的参与，并在竞争中形成市场价格。市场的卖方就是众多的创新药企业。专利制度的设计就是激励发明创造，激励更多的创新型企业进入市场。同时鼓励企业挑战专利，专利到期后允许仿制，促进市场竞争。创新药市场的买方包括患者、医生、医院、医保机构。患者作为最终消费者，需要按医生处方消费。我国的医生绝大部分在医院执业，创新药采购权在医院。为了平衡患者的医药费负担，由医疗保险机构代患者支付部分医药费用。因此医疗保险机构就成为决定创新药价格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个买方垄断的市场，一定会把创新药打到地板价。如果保险公司多家竞争，是否为创新药支付就会成为吸引投保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培育出一个多家买方的市场，有利于促进创新药市场的充分竞争，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创新药的临床价值。”毕井泉说。

　　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医保覆盖率已经高达95%以上，城乡职工和居民都是基本医保的投保人，但基本医保筹资数额有限，尤其是居民医保人均筹资额不到职工医保的1/6。

　　自上世纪90年代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来，商业健康险应运而生，但发展始终不温不火，近两年增速明显放缓。截至2023年，我国商业健康险市场保费规模已达9035亿元，比上年增长4.4%。重疾险新单保费收入已连续5年下滑，2023年收入预计仅有200亿元。

　　在毕井泉看来，当前，发展商业医疗保险，要努力研究解决定位不清晰、数据获得难、医疗服务监督难、管理体制不顺等诸多问题。

　　为此，毕井泉认为，发展商业医疗保险要明确基本医疗保险“保基本”的内涵和外延。

　　“‘保基本’不应该按照药品价值区分，也不宜把高价值治疗手段一概排除在基本医保之外。”毕井泉强调。

　　具体来说，基本医保支付的应该是投保人看普通门诊、吃仿制药及标准治疗药物、住普通病房的医疗费用。商业医保支付的应当是基本医保报销标准以外的治疗费用，即“看专家、吃好药、住单间”等超出基本医保支付后由个人负担的差价。明确这个边界，是商业保险公司评估收取保费覆盖风险的前提。

　　公共数据的开放，亦事关商保对创新药发展的支持程度。这里的数据开放，毕井泉认为至少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需要公开各类疾病发生率。各类疾病发生的数量是公共资源。了解各地区、各年龄段的各类疾病发生率，以及治疗这些疾病的费用，是商业保险公司给各类保险产品定价的基础。

　　另一方面，药品审评结论和数据的公开。“创新药的审评结论和临床试验数据，是企业巨额投资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为科学界、医疗界、制药界所高度关注。所有通过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支持适应症结论的药品，都是具有临床意义的真创新，都应该支持和鼓励。”毕井泉表示，按照2017年中办国办42号文件的要求，在创新药批准上市后，应及时公开上市的审评结论和相关临床试验数据，促进科学知识的普及。

　　此外，医疗保险专业性强，需要专业部门监管。毕井泉提出，应当推进基本医保“管办分开”改革。要明确商业医疗保险的监管部门，实现基本医保和商业医保两类保险无缝衔接，有序对接。

　　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医保筹资、医院管理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毕井泉还建议，应当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改革不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改革积累经验。

　　“哪个地区率先解决医保支付问题，率先解决创新药定价和医院加价销售问题，哪个地区就一定能够成为吸引创新药投资的高地。”毕井泉说。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